信息化建设－电子政务

连日来，三鹿公司的婴幼儿奶粉在生产过程中因为受到化学物品的污染，截至9月15日早8时，临床诊断泌尿系统结石患儿1253名，死亡2人，河北、江苏、甘肃几个省的患病患儿较多。与４年前发生在安徽的“大头娃娃事件”相比，这次肇事者是国内最大的、以现代化生产著称的奶粉生产企业，所以“婴儿肾结石事件”更令人震惊和愤怒。（据2008年9月16日新京报报道）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善后，相信真相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水落石出。到目前为止，是这几天有关信息披露的一波三折。甘肃多名婴儿被确诊患上肾结石，豫、赣、鄂等地也不断曝出同样情况后，婴儿家长反映孩子们出生后一直都在长时间地使用某一品牌的奶粉，许多医生也判断\"“不排除与奶粉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没有见到地方相关部门发出预警信息，有的说“不便透露进展情况”，有的说“表示严重关注”，连肇事者也多用“某品牌”替代。

　　新华社发布消息，三鹿集团传媒部相关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公司尽管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但依然表示“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食用奶粉与患肾结石有必然联系”。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两个小时，“新华社快讯”发布消息称“石家庄三鹿集团公司11日发出声明，经自检发现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公司决定立即对今年8月6日以前生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全部召回”。

　　目前没有信息证明这两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三鹿公司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但是，无论怎么说，不到两个小时确认问题出在自己的产品质量上，都有些让人难以置信。而更令人怀疑的是，三鹿公司查明的是８月６日前生产的产品出现了问题，这个时间距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难道一个多月后才检验产品的质量吗？１２日更有消息说，在8月1日，三鹿公司就得出结论：是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造成婴儿患肾结石的。那么，如果是８月６日之前就发现了问题，三鹿公司为何秘而不报？

　　总之，无论什么原因，在这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作为国内最大的奶粉生产厂家，一定有不少婴儿继续喝了这种有问题奶粉，他们幼小的健康会因此受到威胁。值得称赞的是国家卫生部的态度。当晚，卫生部指出，“高度怀疑”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提醒公众立即停止使用该奶粉，并表示，除了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已经开始了紧急调查。尤其令人感佩的是这个信息：“卫生部已将事件有关情况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通报，有关调查处理进展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发布”。

　　构建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必然要求信息透明。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食品卫生事件是不是有规定需要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通报，但是，把这样的信息进行通报并告诉中国公众，表明了中国政府直面问题、不遮掩真相、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决心。我们尤其不要忘记一个大的背景：奥运会刚刚闭幕，残奥会正在举行，这种向世界“自我揭丑”的举动，是在向世界表明，中国既有举办奥运会的能力，也有纠正自身问题的决心；正走向成熟的中国，不会因为奥运成功、举世赞誉而失去理性，仍处在发展中的中国不可能不存在任何问题，但中国有气度面对和纠正它。事实将证明，把人的生命健康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在盛事成功的喜悦面前仍能保持“以人为本”理性态度的政府，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和尊重。

　　又据新华网石家庄9月15日电，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振岭，9月15日下午在河北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致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消费者的一封公开信，向因食用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导致的患儿及家属道歉。这充分说明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奶粉事件”中的作用。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已从国家部委推广到地方区级政府部门。现在是网络时代，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势在必行，既是为了保证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也促进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在2003年防治非典工作中我们体会到，政府越是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和公众通报重要信息，公众知道了解得越深入，政府获得的支持度就越高。即使是突发事件，也根本不用害怕让老百姓知道。真正怕的是媒体和民众的第一消息来源不是新闻发言人，不是第一时间从新闻发言人那里获取信息，而是“小道消息”。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外交部率先任命了新闻发言人。与国际新闻服务接轨的要求，也是我们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大动力。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传媒焦点，推动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而使国家政府工作能够公开、透明，便显得日益紧迫。虽然现在谈论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果如何还为时尚早，但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无到有，本身就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信号。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既是现代民主的需要，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步的重要体现。

　　今年的汶川抗震救灾倾注了举国之力；与年初的雪灾相比，这次的抗震救灾反应迅速而有效；与30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更加现代和开明的对待灾难的反应，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信息透明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令人称道。我们应该把中国信息逐步公开的举措，放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进程中去看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也在不断地进步。这种进步正如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的那样，也是对人权的重视和政府与民间之间的良性互动。

　　从“奶粉事件”的信息公开，我们看到，信息公开不仅代表了国家对外的自信心，还有利于中国的内部改革。中国很难推动的政治改革，很难做到的权力监督，都可以利用信息公开的契机来推进。当政府缺乏监督，而监督政府的媒体又被严格管制时，腐败就无法遏止，更无从保障人民的权益。

来源：资源网　

张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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