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经济学有“森林效应”的说法，即一棵孤零零的树生存是比较困难的，而一大群树如果组成森林，则树与树之间可以互相依托，更容易生长。同时，森林的存在可以改变周围水土及气候，形成更有利于每一株树生长的环境。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园区经济的最好写照，因为企业从分散布局到集中于一个园区布局，实际上是一个“由树而林，由林而森”，产生“森林效应”的过程，不仅可以使园区内每个企业更容易生存发展，同时，也“木聚鸟集，水渊鱼聚”，容易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如果我们要给园区经济一个准确的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园区经济”是指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的一种模式，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构筑一个在地理空间上相对集中的企业或产业群体，该群体与周边地区的产业经济联系和经济空间联系密集，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较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基于园区经济有关理论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对园区经济发展的普遍关注。这种关注从理论领域逐渐向公共政策领域扩展，成为一种被普遍采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新模式。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在力图推动以园区经济为载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很多国家的地方政府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也都把产业发展领域的公共政策重点转向了产业园区的建设与发展。美国的“硅谷”、日本的筑波、台湾的新竹、新加坡的裕廊等都是发展得比较成功、各具特色的园区经济典型。
我国的园区经济，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沿海城市建立“经济特别开发区”，创立了“经济特区”制度，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入驻，从而使经济得到超常规发展。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特区成立至目前的20多年来，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33%的惊人速度，财政收入、外贸进出口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也都以几何级数增长。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为以政策激励为主要促动手段的园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实践上的可能。此后，“园区经济”开始在我国迅速发展。1985年，国务院确定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并建立了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ETDZ）。80年代末，国务院又批准设立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90年代开始，由省、市、县以及乡政府建立的园区大量涌现。至2003年全国共有各类园区6000多个，并且园区类型繁多，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高科技工业园”、“留学人员创业园”、“民营工业园”、“环保产业园” 、“生态园” 、“农业科技园区” 、“工业生态经济园区”、“保税区”等等，还有许多专业性的工业园区，如“医药工业园”、“化工工业园”、“陶瓷工业园”等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截至目前，发展园区特别是工业园区已成为我国东、中部地区推行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和主要途径，这些地区工业的增量主要来自于工业园区，财政收入的增量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业园区，工业园区集中了一大批高成长的行业、企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就青海省而言，园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显示出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通过集约使用土地资源、集中布局生产力，起到了产业集聚、人才集聚、资金集聚、技术集聚、集中控制污染、降低企业配套设施投资等多种功能，并以成本优势、品牌优势、区位优势和配套优势有力的推动了青海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的壮大，已成为推进青海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但是，国内园区经济在取得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乱占耕地，导致我国基本农田面积缩减，粮食产量逐年下降；损害农民利益，许多失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成为新的贫困人群和不稳定因素；一些地方盲目攀比，贪大求洋，造成了资金、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和银行呆坏帐的大量出现，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危机因素。为此，自2003年12月以来，我国有关部门对园区的建设采取了严格的调控措施，一方面，要求全国各地停止审批新建园区和扩大现有园区规模，对现有园区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另一方面，由国家发改委、国土、监察、建设部、审计等部门进行联合检查。截至2004年6月，除内蒙古自治区以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清理各类园区6741个，规划用地面积3.75万平方公里，并针对40%的园区圈而不开、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的事实，撤销各类园区4735个，占园区总数的70.2%，核减园区规划用地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4%，已退出园区土地2617平方公里，复耕1324平方公里。目前，通过清理整顿，全国已基本遏制了园区发展过多过滥的不良势头，缓解了滥占耕地、田地撂荒引发的社会矛盾，成效显著。这表明，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园区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国家政策对园区经济发展的规范性不断加强，园区经济发展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要求。这种新环境、新要求是青海园区经济发展必须认真面对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意味着青海园区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为此，对青海园区经济发展状况作一个系统的总结，从科学理论出发，借鉴国内外园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为园区经济更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提供对策建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非常迫切。基于此，我们进行专题研究，以抛砖引玉，求证方家。
一、园区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和经验启示
纵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园区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园区经济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借鉴和模仿国外园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进一步演变和扩展。 因此，科学地学习和利用国外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系统地总结我国园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园区建设与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把握基本规律，增强发展的科学性，减少盲目和失误，尽可能少走弯路，是搞好青海园区经济促进园区建设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园区经济的主要理论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总结和系统化提升；理论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指导实践的反作用。因此，理论是我们揭示园区经济运行机理、科学规划和指导园区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依据。集群理论、增长极理论和工业化跨越式发展模式理论是比较成熟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是认识和分析园区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
1.集群（cluster）理论
集群理论揭示了相关企业或产业在一些地方集结成群，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现象和机制。这一理论具有产业和企业两个层面的特性，产业层面主要表现为集群一般具有特定产业内涵，又是跨产业部门的一群商务企业和非商业组织；企业层面主要表现为集群在微观经济领域以企业群集的形式存在。产业集群和地方企业集群实际指的是一回事，只是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产业集群更强调产业内部上下游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之间的竞争和协作关系，以及这种关联为集群提供发展平台的各种环境和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地方企业集群更侧重于研究集群企业之间的联系以及集群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
集群理论主要有三大流派，即外部经济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和新竞争优势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起，产业群或集群（CLUSTER）成为西方经济学者、地理学家讨论的焦点之一。马歇尔是最早对该现象进行经济分析的学者。他在192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从企业的外部经济的角度研究企业集群现象，为以后的企业集群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仅受市场所引导，而且也被同一市场上其他企业的生产活动所影响，由于企业集群有利于技能、信息、技术、技术诀窍和新思想在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传播与应用，因此能够产生积极的外部经济，直接促成了企业在一定空间内的相对集中。集聚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区位经济学家韦伯、胡弗等。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不同，他们从资源地理分布的角度来解释企业集聚行为，认为企业的地理分布受到投入要素、产品市场和消费者分布的影响，因而企业会倾向于在原产地或者产品销售地聚集。他们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FACTOR)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从集聚因素造成的经济性──运费、能源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来研究集群产生的动因，认为一个工厂规模的增大能给工厂带来利益或节约成本，而若干个工厂集聚在一个地点能给各个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约更多的成本。集聚经济理论将企业集群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降低了运输成本，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和当地技术存在的外部性。新竞争优势理论是由新产业区理论学者波特提出的。波特认为，传统的资源禀赋约束和运输成本的限制现在仍然是影响现代企业集群形成的因素，但其重要性在下降，而知识溢出产生的外部性、专业化生产与信息的交易成本对企业集群的形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他对前人的企业集群理论加以综合，从竞争优势的角度进行研究。他的主要观点反映在《国家竞争力》（1990年）一书和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集群和新竞争经济学”（1998年）一文中。波特系统提出了以企业集群为主要目标的新竞争经济理论，认为企业集群是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的一群企业和相关机构，这种由独立的、非正式联系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形成的企业集群代表着一种能在效率、效益及韧性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它所产生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是远距离的竞争对手所不能达到的。实际上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是一种群优势，它综合了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成本优势，以及由外部经济、专业化合作所带来的协同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相对于群外企业）加上技术创新是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源泉。波特把企业集群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所创造的竞争优势角度重新审视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价值，认为有竞争力的集群是区域长期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源泉。
三大流派的集群理论共同揭示了集群的根本特性：一是企业间的地理集中性，即由特定领域中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所产生的经济现象，及由此表现出的在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经济活动；二是集群内竞争与合作关系共存，企业间有高相关性，即在产业领域集中、相关人才集中和行业信息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集群内企业间的同业交往、行业文化共融、产业技术链和产业价值通过竞争与合作等不断创新和衍生的共融关系；三是企业间较高程度的社会分工，即指产业纵横向的一体化区域集中，而不是单一企业的一体化发展，强调专业化和分工协作，注重买方意向集中和配套机构与设施的集中，从而超越行业规模带来的外部经济性，获得空间规模带来的外部经济性。这些特性是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与传统产业或企业存在方式的根本区别，也是集群能够发挥优势的前提。
2.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揭示了经济增长往往以不同程度首先出现在一些极点地区上，然后由这些极点地区对经济发展的全局产生影响的现象和机理。其实质是一种区域内部发展理论，强调区域内部增长中心本身的形成与发展。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首先提出“增长极”概念，其后，经法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美国经济学家盖尔等人的进一步研究，使增长极理论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非均衡发展论的一个重要分支。该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界定 “增长极”概念和阐释增长极发生作用的机理。“增长极”是指由推进型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它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两种含义角度不同，但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是增长极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实质，经济意义上的增长极必然体现为地理意义上的增长极，而地理上的不断极化，又强化了增长极的作用与功能。增长极通过空间再组织过程，即扩散──回流过程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如果扩散──回流过程导致的空间影响为绝对发展水平的正增长，即是扩散效应，否则是回流效应。增长极要实现空间再组织过程，必须与区域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是产业经济联系，即推进型产业对其他产业通过前向、后向、侧向等关联作用而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二是良好的经济地理空间联系。如果增长极与周围地区的产业联系和地理联系不存在，那么也就无所谓增长极了。
3.工业化跨越式发展模式理论
该理论属于传统工业化发展理论范畴内对于发展进程的特例研究。在传统工业化发展理论中，库兹涅兹、配第、克拉克、霍夫曼及钱纳里等人描述了工业化的一般进程路径，即工业化发展一般要经历从农业为主逐步转向工业为主再向服务业为主的过程，其中包括工业阶段要从劳动密集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过渡，制造业从初加工阶段逐步上升到深加工阶段。在国家或大区域范围内发生的工业化进程一般是符合这种路径描述的，但在小区域范围内进行的工业化，或称局域工业化进程则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理论研究表明，政府政策的推动、市场力量的爆发性地非线性释放以及要素供给与组合的优化构成了工业化跨越式发展的支撑要素，从而也在理论上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可行性：第一，政府政策的推动。资源由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进行配置。在特定情况下，政府根据其政策需要，会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式地组织资源，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的建设资源。对于局域的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力量可以造成局域经济超常规发展，尤其是可以使局域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二，市场力量的爆发性地非线性释放。市场的作用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局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势差，或者存在着严重供给短缺，或者管制（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运行处于极度的非均衡状态时，引入市场机制就会迅速而大规模地产生对经济的纠偏，从极度非均衡退回到平缓性非均衡，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通常情况下，这种纠偏表现为市场力量的均匀、持续释放，从而使局域工业化持续地按一般工业化程式进行演进。但是，当局域内部环境对市场机制具有较大兼容性和适应性，并存在外部环境对需求结构快速变化的压力，以及科学技术所能提供的足够的动力时，市场力量就会表现为爆发性地非线性释放，从而使局域工业化可能迅速甚至省略地跃过某个或几个阶段而达到高一级阶段。第三，要素供给与组合的优化进步推动着局域工业化的跨越演进。如果仅有市场机制的强大力量，但缺乏必要的要素供给与组合，跨越是难以实现的。要素供给与组合的优化，指局域的极化作用使周边区域的大量要素（资本、劳动力、科技等）迅速聚集，以供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的功能在局域范围内实现。在以上支撑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局域工业化完全有可能实现工业化跨越式发展：一是可以实现对工业化阶段的跨越，即在经济转型及演进过程中，越过某一个或几个阶段，直接到达高级阶段，如可不经过明显的重化工阶段，而从初级加工阶段直接跨越到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阶段。二是对工业化阶段经历时间的跨越。一般工业化的各个阶段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段才能完成，而局域工业化完全可以缩短工业化实现的时间。
4.对园区经济现象的理论阐释
企业集群理论、增长极理论和工业化跨越式发展模式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出发，共同构成了认识和分析园区经济的三维坐标。集群理论，从企业或产业层面出发，比较系统地解释了成本优势、创新优势和系统优势是园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动因，并在促进园区发展的过程中具体分解为五类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第一，自然资源和运输成本。同类企业比较容易在一个靠近资源或市场、运输成本较为低廉的地方聚集。第二，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相同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个地方，很大的原因是规模经济在起作用。由于大量的企业聚集在一起生产，就形成了很大的规模，同时也产生巨大的需求，这种规模经济效应足以保证在这个地区的企业能够得到从中间产品到劳动力的高品质、低成本的供给。在产业集群的地方，即使是新加入的企业，也能得到各种技能的劳动力供给，而且价格一定是最便宜的。同时，先进入某个地区的企业在生产中会产生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如果这个企业规模很大的话，产生的外部性就更大，充分的外部性就足以使后来的企业聚集在原有的企业周围，产业集群就形成了。第三，相关延伸产业的支持。相关延伸产业的支持，使集群内的企业可以得到专业化的服务，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追随客户使相关延伸产业被吸引到集群中来，这些产业在发展和竞争中，则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专业服务市场，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出现。第四，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总是倾向于能够获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地区，先投资的企业对后来的企业具有示范性，加上对外国投资的鼓励性政策，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不同的产业集群。第五，企业家精神、制度与政府政策。最先进入某个地区或在这个地区产业内的企业，企业领导人具备的企业家精神是吸引其他产业内企业和相关企业聚集在周围的决定性因素，这在工业化水平不高的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此外，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府采取的产业政策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增长极理论将抽象的经济空间与具体的地理空间有机统一，阐明园区必须存在于一个按经济联系所界定的空间中，必须注重产业关系和空间关系的培养与完善，并且使我们认识到建立并发展自身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对其他产业部门发展有重要关联推动效应的推进型产业是园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工业化跨越式发展模式理论为认识园区经济提供了更为宏观的视角。按照该理论，将园区经济放入到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来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园区经济作为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的一种模式，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和加强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充分释放市场力量，实现要素供给与组合的优化，在经济基础、技术条件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培育和强化在短时间里获得远高于区外的能力，减少工业化进程的阶段或缩短工业化进程的时间，从而成为区域中实现工业化跨越式发展的先导和示范。
园区经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园区的一般特征是大量企业在一定区域的集中。但是，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和公共物品的共享并不必然产生聚集效应。因此，园区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有赖于企业集群的形成，有赖于区内企业产业关联性或者业务关联所形成的协同效应，从培育区域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角度出发，构建地区环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二）、对青海省园区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1.对我国园区经济整体发展的理论判断
青海省园区经济起步比较晚，发展比较缓慢。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园区经济发展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尚处于探索期，受我国园区经济发展整体状况和趋势的影响很大。因此，分析和研究青海省园区经济发展，首先需要对我国园区经济整体发展做出科学的判断。将我国园区经济的发展置于园区经济理论三维坐标下，可以得出比较清晰的理论认识。
(1)成功的园区虽然各自经验不尽相同，但从理论上分析，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即符合以上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对园区经济进行合理规划，形成有效的机制，创造出促进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要求的激励因素，在局域范围内按照经济空间联系，着力培育出满足园区发挥增长极作用的区域联系环境，使园区自身成为工业化跨越式发展的先导区，并通过空间再组织过程，带动和加快区域的工业化进程。
(2)发展受挫的园区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正是未能较好地遵循园区经济的客观规律。在我国目前众多的园区中，有一些非但起不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自身成为了发展阻碍的园区；还有一些自身发展得很成功，但未能很好地将发展的效果传导给整个区域，甚至在区域内形成了园区内外差距显著的“二元结构”，园区成为区域内的“飞地”，也同样没有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些现象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是在企业、产业、区域三个层次之间和各层次内缺乏有机联系，园区发展机制缺乏系统性，与园区发展规律要求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3)目前，我国对园区进行清理整顿主要针对乱占滥用土地，土地闲置造成耕地浪费，引发社会矛盾的不规范园区。这些园区主要是一些地区仅从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出发，侧重于满足政治需要，盲目追逐“政绩”，搞“形象工程”，违背园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可以明确，导致这种现象出现并不是园区经济本身发展成功与否的问题，并不能构成否定园区经济功能与作用的理由。因此，针对我国当前园区发展出现的问题，要分清原委，不能以不科学的认识对园区妄加否定，在对园区进行彻底清理整顿的同时，不能因噎废食，必须认识到发展园区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强科学规划、科学指导，实现规范发展、良性发展。
(4)园区经济是符合新型工业化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按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新型工业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其中提高工业经济效益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内容，而集中布局工业生产力、发挥集聚效益是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园区经济能够按照发挥集聚效应、合理分工、集中控制污染的原则对工业生产力进行集中布局，具有易于集中控制污染、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便于降低服务设施成本、有利于发挥集聚优势等明显优势，有利于形成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格局，从而成为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2.对青海省园区经济发展必要性的理论分析
（１）、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青海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工业化是传统农业国或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工业化的英文表达是INDUSTRIALIZE OR INDUSTRIALIZATION，本是产业化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指发展工业，因为工业只是产业之一。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既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工业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相对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来说的，是从自然经济基础上起步的。其实质是产业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发展绝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总是与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发展相辅相成的，总是以贸易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完善为依托的。一是生产技术的突出变化，具体表现为以机器（包括电脑等日益先进的工具形式）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二是各个层次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农业产值和就业比重的相对下降或工业产值和就业比重的上升；三是生产组织的变化，不仅是工业的产业化，而且是农业、商业和服务业等各个行业的产业化，是各个产业之间必须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关系；四是经济制度和文化的相应变化。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工业化正是在对工业化内涵全面科学理解的基础上，针对传统工业化的问题而提出的新发展方向和新思路。
从工业化本意和新型工业化要求出发，我们绝不能狭隘地、顾名思义地将工业化仅仅理解为工业发展，但是，也绝不能否认工业发展是工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工业发展的确在工业化进程中居于核心位置这一客观实际。按照刘易斯、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所持的通行观点，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如巴格奇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认为工业化是一个过程，其基本特征是：“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或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或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
无工不富是被世界发展史所证明的一条普遍真理，青海的发展也遵循着这一真理。回顾青海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什么时候工业增长快，青海经济发展就能走在全国前列，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什么时候工业增长慢，青海经济增长就会落后于全国，上世纪后二十年的情况就是如此。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青海大发展以至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实施追赶战略、发挥后发优势的根本着力点就在于加快推进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只有工业化才能解决日益突出的城镇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只有工业化，才能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否则，第三产业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提升；也只有工业化，才能提供大量的劳动报酬和财政收入，实现富民强省，建设小康社会。这些已被青海的发展所证明，可以明确，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提高青海省的工业化水平是青海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之路。
但是，片面理解工业化在实践中已形成了一些恶果。传统工业化模式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大气污染、生态退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由于青海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环境容量小，加之工业技术水平较低、产业结构重型化、产业链条短，工业化负面性已有明显表现，并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更深、制约性也更强。主要表现为：一是工农业用地问题日益紧张。青海土地虽然广袤，但优良耕地只有三、四百万亩；草原虽然众多，但大多较为贫瘠，载畜量仅为20亩一个羊单位。加之省境内高海拔地区较多，因此，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区域面积很少。目前，全省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仅占全省面积４％左右的西宁市及东部地区。由于青海中小工业企业较多，特别是在县乡地区，小企业布局十分分散，且大多位于川水等交通和各项基础设施相对较好的地区，往往对优良耕地造成损害，因此，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保护耕地的任务十分艰巨和重大。二是资源消耗大。自然资源丰富是青海的比较优势，正是基于此，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开发”一直是青海工业化的核心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开发战略在给青海带来经济增长和资金积累的同时，也给青海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一方面，由于受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在资源开采过程中，青海的企业大多采取粗放型、掠夺式资源开发模式，全省矿产资源的总回收利用率低于发达国家几十个百分点，也低于国内平均水平，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布局比较分散，政府监管成本较高，使一些企业乱挖滥采现象严重，丢弃的尾矿品位比国家正规开采矿山的平均品位还高，造成资源配置低效，浪费严重。三是工业对环境的污染相当严重。虽然青海的工业化水平不高，但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尤其是以电解铝、电解锌、电解铅、硅铁和碳化硅等为主的金属冶炼行业。青海的主要污染物都来自工业，其中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硫气体占全省排放总量的69%，工业排放烟尘占全省总量的64%，工业排放废水占全省总量的32%，这一比例高于工业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的一些省、区、市。这势必使青海的环境保护和发展循环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为此，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青海传统的工业化之路将越走越窄，带来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青海必须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加以革新，按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２）、园区经济是青海实现新型工业化的主要载体。园区经济的功能和作用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要求，应该成为青海省实现新型工业化的主要载体。工业化进程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园区经济有助于企业的成长，并且对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广泛的贡献。贫穷地区寻求工业化有两种途径：一是依靠当地企业（通常是小企业），二是吸引外地企业（通常是大企业）。大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先锋，它们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充足的资本，理应在工业化进程中承担主要责任。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大企业有限，而且这些大企业在国际环境中的竞争力远不及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因此，仅仅依靠这些大企业是不行的。同时，经济中大量存在着中小企业，但是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低、产品市场小、缺乏资本和实物基础设施，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制度框架的弱化，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的实现似乎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园区经济为加速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途径。
首先，园区经济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如何在有效保护耕地的前提下，合理利用稀缺的土地资源，实现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是青海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采取园区经济形式，将工业企业集中布局于区内，可以大大降低企业在交通、住宿以及众多服务设施上的土地占用，大大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从而缓解工农业用地矛盾，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
第二，园区经济易于集中控制污染。城市的环境容量比较小，因此对工业的污染控制非常严格，如果工厂分散布局，每个企业都需投巨资建立污水处理装置，这无疑增大了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工厂分散布局，环保部门要对工业污染排放进行实时有效的监控不但成本巨大，在很多时候、很多地区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工业集中布局于园区内，众多工厂可以共享一个污水处理装置，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
第三，园区经济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利于加快工业化发展速度。一方面，可降低工业配套服务设施成本。企业集中布局于园区，众多企业可以共用一条输电线路、一个天然气碰口、一条自来水供排水管道、一条公路交通干道、一条专线铁路等，以往需一个企业投资的配套设施成本被各个企业分摊，因此对每个企业而言，在配套设施上的投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园区内企业地理邻近，专业信息集中，个人关系及各种联系网络紧密，信息流动快，容易建立信誉机制和相互信赖关系，大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很容易在人才、技术、环保、物流等方面形成资源共享，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物流空间成本以及信息、谈判、执行等交易成本。
第四，园区经济具有独特的科技创新优势，利于青海提高工业化的科技水平和能力。园区能够成为培育企业学习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温床，刺激企业家才能的培养和新企业的不断诞生。园区往往会集中数量较多的同行业企业，企业彼此接近，会受到竞争的隐形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同时，地理接近使一家企业的知识创新很容易外溢到区内的其他企业，尤其是便于难以编码化和远距离传递的缄默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从而实现区内企业不断学习与创新的效应。美国的硅谷、日本的筑波以及台湾的新竹等成功园区都是园区经济科技创新优势的成功示范，正是以独特的科技创新优势为支撑，实现了经济领先。由此，园区经济将成为改变青海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学研创新网络难以有效建立局面的重要途径。
第五，园区经济具有系统优势，利于提高青海企业的竞争力。园区内的企业之间易于形成并保持一种充满活力和灵活性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构成了一种柔性生产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内，企业群整体较之单个企业更具有广告效应，更易生成品牌和商誉等无形资产，企业个体可以通过共享优化资产组合，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而通过企业个体竞争力的不断增强，群体影响力和活力也会增强，个体与整体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这种系统安排相对于刚性化与缺乏弹性的垂直一体化安排、远距离企业战略联盟安排，更有效率。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园区内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在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的整体优势，验证了园区经济系统优势的力量。它们既可以满足小批量、多批次、个性化的需求，也可以通过企业间的紧密协同合作来实现规模化生产，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由此使众多企业凭借园区经济的系统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经济发展已表明，市场环境将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快速变化的动态竞争性，青海企业在个体实力较弱、竞争力较差的客观条件下，十分需要凭借园区经济的系统优势进行有益的制度创新，变单打独斗为集团作战，从个体和整体两方面增强竞争力。
第六，园区经济具有集聚效应，利于改变青海省产业链条短，产业关联度低的状况。青海工业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加工和初级产品、上游产品的生产上，深加工度较低，致使省内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未能形成合力，影响了企业间的技术、人才、产品和资金交流，增加了企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益。与此相反，园区经济由于在人才、技术、环保、物流等方面的集聚效应，从而形成成本优势、品牌优势、区位优势和配套优势，对相关产业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能够加强企业的产业联系，延伸产业链，有利于形成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格局。
第七，园区经济具有增长极作用，利于青海城镇化发展，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增长极理论指出，园区基于规模经济和相关的外部经济，通过空间再组织过程，从而与临近地区产生紧密的关联。一方面，在园区发展初期，由于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园区以产业为支撑，实现人、财、物在经济关系上的有机结合和地理上的集聚，为城镇的形成和建设创造经济条件和地理空间条件，使工业发展的同时，在点上不断增加城镇化的深度；随着园区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带动能力的不断增强，周边地区将会感受到更强烈的扩散效应，工业化辐射面扩大，将推动城镇由点向面扩展。另一方面，城镇的发展也为工业获取生产要素资源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为工业化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我国广东、浙江等地，近年来采取园区经济模式，调整县乡工业生产力布局，将散落于乡镇的企业集中入园，形成增长极，使当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均获得了较快发展。增长极理论同时指出，园区作为增长极而与周边地区存在的这种空间结构即使在工业并不高度发达的区域中，也以微弱的形势存在，因此，青海省完全可以通过发展园区经济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
（三）、园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1.国内外园区经济成功发展的主要经验
国内外园区经济成功发展的经验是对园区经济理论的印证，是园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具体表现。这些成功经验是发展园区经济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研究：
（1）园区建设注重与当地经济发展条件和资源整合的有机统一，较好地实现了园区与所在区域的良性互动发展。发展成功的园区具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点，即以经济在空间中的联系，包括产业部门联系和地域空间联系为基础，而不是简单地从行政界限出发选择和培育园区增长点。
我国浙江省在园区发展中，充分考虑当地产业发展状况，立足现有基础，从培育企业和产业集群出发，以特色产业园区建设为主，建设纺织、服装、机电、五金、电子等专业园区，将特色产业与中小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互动共进，构筑了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从国际范围看，美国硅谷、台湾新竹等科技园区的成功发展则与立足于当地丰富、高质的智力资源密切相关。美国硅谷电子信息产业就是以斯坦福大学为创新源，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斯坦福大学在技术和人才上的支持。台湾新竹科技园区信息和资讯产业的发展是以台湾电子技术研究院为创新源，这为台湾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资讯产品的生产地区和第四大半导体制造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2）重视园区自有扩张发展能力的培育，为园区长远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硅谷、新竹和筑波以园区创新网络的建立和完善为切入点，注重发挥大学和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以及具有创新粘结功能的中介机构等创新行为主体的作用，同时认识到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不仅取决于各个创新行为主体各自的高效运转，更取决于各个行为主体间相互联系和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创造性协同作用。因此，它们致力于建设以企业为中心的，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和研究机构、政府之间密切合作，中介机构积极参与，各种不同创新行为主体相互激发而形成的具有知识配置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结构系统。通过这种立体式的网状结构系统，它们实现了创新主体间创造性的组合集成、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相互协同。
我国浙江省则从增强园区企业集群的吸附力入手，增强园区自我发展能力。园区自我扩张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吸收消化区外生产要素的过程，而这需要园区产业具有较强的吸附力。为此，浙江不同于一些地区仅仅依靠当地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而是注意新建项目与原有产业之间的联系，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以建立低成本高效的生产系统来发展园区企业和产业集群，提高生产要素等级，支持企业不断壮大和不断衍生，使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企业群体成为一个灵活的生产制造系统，兼顾多品种小批量和大宗通用零部件规模化生产的需要。与此同时，依托衍生企业间的高度联系，形成创新链，扩大企业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大大降低了每个企业负担的技术创新的投资成本。
（3）园区经济产业选择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力量。
园区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因此必然要求在市场原则下运行。由政府来选择某一行业的优秀企业非常困难，也充满了风险。在产业选择方法上，园区的管理机构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不能承受大范围的试错方式，尤其是当这个行业处于经济的主导产业的时候。新加坡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虽然其政府部门机构设置扁平，非常接近市场，但仍然坚持在目标产业的确定与招商中把根本的决定力量由政府让位于市场，运用市场方法进行目标产业的确定与招商，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市场的选择。
（4）园区最终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制度和区位优势，而非政策优势。新加坡在实践中认识到，地区优惠政策竞争的结果是政策趋同，最终园区的竞争优势还取决于制度和区位优势。因此，园区应是区域间的竞争，而不是区域内的竞争，区域内的园区建设应该统一规划和布局，优化配置公共资源，发挥整体竞争优势。为此，新加坡工业园区开发建设采取一级政府统一规划，专业化分工建设、管理和服务，协调配合的模式，较好地体现了园区的整体竞争优势。在园区的扩展中，新加坡主动避免因制度安排不当，出现管理者以地价高低决定土地使用方向而影响园区发展目标，和因过多选择发展点而形成重复建设的现象，采取市场推广的高层安排，由经济发展局进行统一招商的模式，在一定的经济地理区域内实现了园区扩展的规模化、有序化和高效化。
（5）市场服务体系发展是园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这一点从发展实践中能够清楚地看出。硅谷有3000多家企业为2700家电子信息企业服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筑波科技园区从1979年开始到1980年为止，就诞生了10个非官方的起中介机构作用的信息交流协会，如环境研究协会、应用地理学研究协会、地球科学研究协会、构造工学研究协会等。到1991年，这种非官方的信息研究协会已达到近100个，有力地促进了筑波科技园区的技术创新活动。台湾新竹科技园区有一整套的中介机构，包括科技成果和技术咨询服务机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咨询机构、金融机构、各类评估机构和信息服务机构，以及提供法律、财务管理等服务的其他中介机构，它们构成了技术协同创新服务体系。
（6）创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将公共基础设施与商业开发分离，实行专业化运行管理。新加坡根据园区基础设施的性质实行专业分工建设管理，把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功能从工业和商业用地开发中分离出来，由城市公共事业部门负责。这样，园区的管理局只负责工业用地和厂房开发，以及运行服务；陆路管理局负责园区道路和水电气公共设施建设；建屋局负责园区职工住宅，等等。由此，减轻了园区发展的负担，理顺了园区与地区政府的关系。
我国苏州工业园区对此也进行了创新。由政府设立相应的公共服务企业、通过合同或政府定单方式把部分公共服务转包给专业化服务企业。将原先由行政部门承担的公共行政事务一分为二：一种是纯粹的公共服务物品、由公共服务企业经政府特定授权后提供给用户，并以此获得政府支付的费用；另一种是某些非公共类服务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可以按照市场机制运作，根据服务成本收费，但收费标准受政府控制。如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就是这类比较典型的机构。
（7）按照市场原则确定园区经济发展目标，实行目标一元化。在我国，政府往往是园区真正的开发商，其建立园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税收收入、保持当地经济的增长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等，园区目标制定除经济性外还带有政治性，这种多元化目标不利于园区的良性发展。新加坡园区则是按照市场原则确定发展目标，经济性强，目标直接、易于控制，与园区内在的发展规律相符。其园区管理局实质上采用的是一种公司模式，它投资于土地和设施并通过其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来获得收入。它有很高的自主权，只要符合新加坡政府的工业政策，就有权吸引各种类型的投资者。在开发过程中它确定目标所要考虑的主要事项是土地的生产力、设施的使用率以及地产的销售等，具有明显的目标一元性。
（8）注重发挥政府的促动作用。从园区发展的国内外经验看，政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园区的管理体制和生产方式，是政府有目的的改革行为的结果。考察一下美国硅谷的发展史，就其发端之初的状况论，也许带有某种长期、自然的孕育过程。可是当它发展到有一定的规模，特别是表现出某种优越性的时候，就会得到政府在各方面的支持，其中包括法律上的认可。政府的支持和法律上的认可，无疑是促使硅谷成为一种模式的制度方面的保证。至于美国其他地方以及世界各国的地区仿效硅谷，建立园区，本身就是一种政府目的性很强的行为。在中国，园区的建立，是产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同时是政府通过立法和政策实施的一种规范。没有政府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导下的创新行为，是不可能有中国园区的建立的。
另一方面，政府在培育一个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的区域经济环境中具有巨大的能动性。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介入比较少，但是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通过成功构建间接宏观主导模式，在硅谷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控制系统这一技术创新演变的轨迹中，实现了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大学与企业两个领域的创新协同，为硅谷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和台湾则通过法律、经济和组织管理手段在制度、环境和政策层面，较多地介入到园区发展中，在引导园区发展方向上的作用十分明显。我国政府也在园区软硬环境建设中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园区的起步阶段，各级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园区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空间和市场，吸引了大量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起到了先导的作用；而各种针对园区的产业政策则对区内主导产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形成起着引导作用。
（9）随着园区的发展，对管理模式进行创新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目前，就我国而言，园区管理模式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准政府的管委会体制。管委会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经济开发规划和管理，为入区企业提供服务，还拥有一定的行政审批权，因此，其机构和人员编制比行政区管理体制要精简得多。这种管理体制主要适用于人口较少的相对独立的新开区，大部分园区在建设初期采取这种模式。二是园区与行政区管理合一的管理体制。其特点是园区和行政区的管理职能合一，或者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内设机构基本保持行政区管理机构的编制和职能。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整个行政区域作为园区，或者园区是原有城区建制的一部分。三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开发体制。在这种模式中，园区开发主体不是一级行政组织或政府派出机构，而是由开发商来规划、投资开发和管理一个园区。开发公司不仅要开发工业用地，还要进行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但不能像大部分行政管理机构那样直接从税收收入中获得必要的投资补偿，公共基础设施成本靠工业和商业用地开发收入来补偿。
国内外发展经验证明，园区管理体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根据园区的不同而处于多种形式并存和动态发展中。因此，成功的园区都是不拘泥于形式，在管理模式上不断创新的。根据国际经验，发展成功的园区都从园区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性质出发对管理机构的性质进行不同定位，给予特殊的制度安排。总得来看，大规模的集中工业用地开发大都是由政府资助，开发机构大都是非营利性机构，采取特殊法人制度，或者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参股的财团。如日本的区域开发公团是特殊法人，开发资金主要来源于邮政储蓄、政府债券等；新加坡园区管理局是法定机构，是政府独资的非营利性机构，按公司化模式运作，专门从事工业园区的工业用地和厂房开发与管理。而一些小型科技园或工业园的开发机构多是政府参股，以企业为主的联合开发机构，政府不直接参与利益分配。如意大利的科技园区联合体是由地方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大学和金融机构组成的；美国德州东南生物科技园是由两家大公司为主，研究机构和大学，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的共建单位，具有孵化器性质。我国各级政府也正在园区管理模式上不断进行有益尝试，比较突出的是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成功地吸收了新加坡公共管理的有益经验，在理念、体制、内容、形式等方面，认真借鉴，大胆探索，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将公司式运作模式引入园区管理体制中，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果。
2.对青海省园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启示
以园区经济理论为指导，国内外园区经济发展经验对青海省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根据青海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实际，我们认为，要正确地、有效地发挥出园区经济的作用，真正实现园区经济作为青海新型工业化重要载体的功能，青海省在实践中必须遵循园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特别注意一些问题，避免在发展中陷入误区。
（1）构建工业园区的首要任务是考虑区位的选择。区位选择的主要变量是区位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以及成本因素。目前，我国工业园区的建设在经济地理上往往是以中心城市或地区为基础展开的，这就造成了生产的高成本。特色工业园区的构建应满足产业竞争的长期需要。比如，生产加工型特色工业园区应放到郊区或转移到低成本地区；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应紧邻人才、科研机构集聚地区。特色工业园区的产业定位应该基于地区已有和正在形成的产业集群。
（2）提高工业园区与市场对接的能力。根据亚当·斯密的论点，分工的水平由市场的范围决定。工业园区的发展与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高度相关，必须保持对市场的高度敏感和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园区内企业必须保持与市场的良好对接，这样才会富有柔性和创新活力。这是工业园区获得长期繁荣的基础。浙江的专业化市场和空间集群是浙江中小企业与大市场对接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在降低销售费用和信息成本，激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对接绩效显著。政府应该从专业化市场、空间集群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提高地方中小企业产品与大市场的对接度，这将最终决定工业园区的成功与失败。当然，工业园区与市场的对接不仅包括国内市场，也理应包括国际市场。政府应该在国际信息平台的建设、举办国际性产品或企业交流会等领域提供广泛的支持。
（3）要注意处理好园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之间的关系。从集群角度看，在现实案例中，形成集群的方式各种各样，但归纳起来无外乎是内生形成与外生形成两种，而往往是内生形成的比重会更大。所以，集群形成机制基本的方向是自发的或者说是市场的。因此在缺乏产业经济基础和创新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地方，不可能在短期内人为地生造出集群来。但是，完全靠自发形成而没有人为的努力，也不能使集群健康地持续地发展。从增长极角度看，根据增长极生成的主导力量，也存在自然增长极和人工增长极两种。一般而言，发达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均较高，经济的产业联系和空间联系基础较好，往往拥有自然增长极；欠发达地区则因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而缺乏自然增长极，其增长极生成的主导力量人工成份居多。但是，无论具体的主导因素如何不同，但在内外因素关系中，必须遵循内因决定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到根本性作用的哲学辩证法。因此，外生集群和人工增长极的形成需要更多地依靠政府的作用，正确处理内外因的关系：在坚持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使政府作用的重心、方式和途径以创造和激发内生因素发生作用为根本目标。政府的作用不是去干预市场，扭曲竞争，而应是寻找制约园区发展的内生因素，着手加以解决。如果园区的发展受到技术短缺的限制，就应该设法解决教育培训的问题；如果受到低效的后勤设施的限制，就应当去建设基础设施。总之政府作用的目的就是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进行公共投资，创造增长点，促使园区形成自我扩张激励，呈现出内生因素居主导的发展特征。
（4）要注意避免政府推动作用可能留下的结构偏差。从国内外经验看，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促动园区经济形成和发展是一种有效而普遍的方式。然而由于政策的非全面性和非均衡性，政策和行政手段的刚性不能适时地与经济发展结构相适应，造成园区产业结构存在失衡的可能性。某些产业的过度发展、某些产业的空洞化现象和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过度单一等现象就是结构失衡的表现。例如“纺织城”、“钢铁城”、“石化城”等，其产业结构是单一的。在开放型经济下，在一定的时间内，此类园区依靠优势发展单一产业是产业和区域分工协作的结果，也是必要的。但是每种产业都有其生命周期，当这种单一的产业面临着“夕阳西下”，而产业结构又没能得到适时的转型时，园区的整个经济发展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
（5）要对市场力量释放后的后劲不足有及早的、清醒的认识。由于园区与周边地区相比往往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势差，因此，市场的力量会通过这种势差形成非线性释放，从而促使园区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当这种势差通过市场释放而逐步达到均衡时，若未有其它因素的继续促动，园区的经济增长就会后劲不足。例如在园区建立初期，由于区内外的经济势差，市场力量对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作用是加速度的，使园区在短期内获得了集聚生产要素的高能力。但是，随着园区空间再组织作用的加强，特别是扩散作用的加强，区内外的经济势差将不断缩小，市场力量在园区中就不明显了。这时就需要寻求新的优势。
（6）要高度重视园区发展中存在的边际效率递减的事实。园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效率递减主要表现在政策边际效率递减、供给要素边际效率递减等方面。一项经济政策在实施初期能迅速地使资源向政策方向配置，从而获得较大的效率，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政策效率就会缓慢递减，直至边际效率为零。这时就需要新的政策支持。当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势差时，要素供给会对园区产生极大的效率效应，劳动力、资金的效率会得到极大发挥，然而随着经济势差的逐步消失，供给要素的效率就会下降。这表现在资金或劳动力的投入回报率与外界趋于均等，达到社会平均利润率。因此要保持高的经济增长率必须在降低成本、完善经济机制等制度效率方面进行深化。
（7）从局域工业化角度看，要特别避免园区发展中对外生力量的过度依赖，主要是对政府力量过渡依赖和对外向经济的过渡依赖。
一方面园区通过政策支持具有获得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但这种利用外界条件的模式有可能造成对外界的过度依赖。当一项政策优势失去后，若要继续发展，在没有其它途径的情况下只能寻求获取更优惠的政策。这种对政府政策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优惠政策是有底限的，其本身也是稀缺的。一旦无更优惠的政策供给，经济增长就会减缓或停滞。另一方面，如果园区的发展只是一味跟从外向经济的调整和一味只是承接外向经济转移来的产业，这种对外向经济的过度依赖会缺乏自己的主动权和抗风险能力。必须承认，局域工业化跨越式发展的形成，开始主要是外部力量推动和拉动的结果，这种政策推动和外向经济的拉动必然会导致园区快速地得到发展。但是，在此过程中，园区若未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环发展的自组织机制，没有形成对工业化阶段跃迁的内生力量，那末，其工业化进程是不可能持续的，跨越模式也就成为畸形。
二、青海省园区建设与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发展园区经济，既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胆创新，又是对城镇工业经济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我省从1992年开始探索建设园区以来，园区经济从无到有，目前已经初具规模，成为全省招商引资的主阵地和工业经济新的增长极，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一）、青海园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
自1992年我省成立第一家园区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截至目前，我省先后建成了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青海甘河滩工业区等4家园区，其中国家级的园区1家。四个园区共占地48.44平方公里，从事产业涉及冶金、盐湖化工、生物医药、建材等多个领域，四大园区构成了我省园区经济的主体框架。除了这四家正规的园区外，伴随着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省还出现了一批非正规的由州、地、市、县、政府主导的或由自发集聚形成的经济园区（带），如以青海铝厂、桥头铝电等大中型骨干企业为基础形成的以电力—高耗电、机械产品等为主导产业的北川经济带，循化以民族工艺品和三绒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区等，还有林林总总的县级工业小区、乡镇企业小区等。可以说，我省园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型园区并举，类型各样，架构合理的园区经济体系。下面，重点介绍一下我省四家正规的工业园区的情况：
1、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
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是1992年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总规划面积15.55平方公里。2001年被省政府确定为格尔木市工业园区。该开发区是我省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园区，它的成立是省委、省政府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国内外客商投资，进一步加快盐湖资源开发步伐，探索边远地区加快发展步伐的路子，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我省最早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建区以来，该园区积极实施“以资源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驱动”的战略指导思想，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目前起步区水、电、路、暖、通讯等六通一平基础设施已完成并交付使用，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配套服务功能。入驻园区企业发展迅速，已初步形成了以盐化、石化为主的特色型产业框架。截至2003年底，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累计投入建设资金6873万元；开发区累计批准入区企业166家，注册资本达到7.33亿元；开发区生产总值累计达到8.25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5.0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10.56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累计达到9553万元，上缴税收7852.6万元，其中，上缴中央税收7400.5万元。按照国内标准甚至省内另外三家工业园区的发展标准来衡量，昆仑开发区的发展速度不是很快，但考虑到该开发区的区位条件和多年来我省资源开发一直以初级开发为主的实际，昆仑开发区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也实属不易。从经济上来讲，10年来，政府从开发区取得的直接收益（税收）已高于政府投资，而政府取得的间接收益（对其它产业的带动、提供的就业岗位等）更远远超过直接收益，可以说，随着目前格尔木资源开发热的兴起，昆仑开发区已经在省内显示出了比较强的发展后劲，从这一点来说，园区的设立还是比较成功的。
2、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于2000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西宁市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总规划面积为12.79平方公里。开发区成立3年来，按照“三为主、一致力”的办区方针，即以新型工业项目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项目，全区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善，招商引资步伐加快，投资环境日趋完善，初步显现出工业新城区的雏形。3年来，开发区累计投入征地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3.33亿元，完成了道路、供水、排水、天然气、供电、通信、有线电视、计算机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给投资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截至2003年底，开发区累计批准入区企业和项目112家，其中，生产性项目57项，非生产性项目55项，建成投产和交付使用23项。财政收入逐年提高，3年来实现工业总产值3.3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1.8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累计达到3735万元，上缴各类税收1672万元。
3、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于2001年4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在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小组领导下，独立运作，由省经贸委管理。生物产业园的创建是我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青藏高原独有的动植物资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特色经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服务环境，加大招商引资的重要举措。园区规划面积为10.1平方公里，位于西宁市城北区，交通便利。生物产业园以青藏高原独有的动植物资源为依托，重点发展生物技术、中藏药、高原绿色食品加工业及其高新技术项目。园区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产学研结合的方式，以企业为主体，以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为动力，形成集聚和带动效应，逐步向集科研、开发、生产于一体的绿色工业新区发展。目前，生物产业园以“七通一平”为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已有一批生物医药、食品加工等企业和项目入驻，发展势头良好。截至2003年底，开发区累计批准入区企业和项目85家，其中，生产性项目50项，非生产性项目35项；累计实现工业产值 1.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6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累计达到1300万元。
4、青海甘河工业区
甘河工业区是2002年7月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工业经济开发区，工业区由湟中县人民政府和西部矿业公司联合成立管委会。工业区位于湟中县甘河滩镇，与109国道及宁湟一级公路相接，距省会西宁35公里，总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先期进行了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开发建设，工业区分为冶金园、建材园、铝业园和新材料园四个园区。园区成立后，充分依托西部矿业公司的金属矿资源优势和工业区的优惠政策，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近年来，工业区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优化区内投资环境，采取政府招商、以企招商、以商招商等办法，吸引了一批企业入驻。截至2003年底，工业区累计投入征地和建设资金154万元；工业区共入驻企业有西部矿业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湟中水泥有限公司、西部锌业有限责任公司、利亚达化工厂等23户，其中工业企业17户（西部矿业公司所属企业12户），初步形成了以冶金、建材、化工为支柱的三大工业体系。截至2003年底，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12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亿元，县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累计达到4689万元，上缴税收3140万元。从发展态势来看，甘河工业园区是我省级别最低、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特色最明显的一个园区，也是我省唯一一个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园区，它的成功设立，为众多自发形成的或州、地、市、县政府推动的小型园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
我省园区发展中还有一种自发集聚形成的园区经济，如察尔汗盐湖周边的钾肥工业园区，北川经济带等，当然，相对江浙一些乡镇以中小私营企业为主自发集聚形成的园区经济而言，我省的这部分园区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发展也不正规，但这些自发形成的园区对我省经济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北川经济带的大体情况。北川经济带北起大通县桥头镇中心，沿北川河谷地，南至城北区廿十里铺南界，总面积114.3平方公里，其中大通县境内87.3公里，城北区27平方公里。该区现有中铝青海分公司、桥头铝电股份、青海煤业集团、青海重型机床、青海黎明化工、青海山川铁合金股份、青海水泥股份、青海铝制品厂等12家中央和省级重点企业和大通水泥、元塑水泥、大通电瓷等14户县区规模以上企业，其中山川股份和青海华鼎已上市。该经济带现有工业企业占地15平方公里。这些企业目前发展状况良好，集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据初步统计，截至2003年底，该经济带总资产达到90亿元，净资产30亿元以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我省一些资源、基础条件较好的县也开始发展工业园区和农牧业产业示范园等县域园区经济。工业园区除前面所提的北川经济带中的大通工业区外还有如德令哈目前发展起来的以碳酸锶、纯碱、水泥等盐化工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园区，循化以辣椒、浓缩果汁等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和三绒、民族针织用品等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区等都已初步具备了县域工业园区的雏形；县域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园区相对县域工业园区来说发展的更好一些，目前我省各县发展起来的农牧业标准化示范园、农牧业科技示范园、优质农作物良种示范园等各类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园区林林总总不下几十个，如由国家农业部批准的大通、乐都两县的无公害蔬菜示范基地，门源县的特色农作物示范园区，互助县的脱毒马铃薯种植示范园，湟中、湟源两县的蚕豆种植示范园，西宁周边地区的食用菌、花卉等种植示范园区以及民和、乐都、平安、互助4县及国道109沿线发展起来的奶牛产业带等，从广义上来讲，也可算是属于园区经济的范畴。
（二）我省工业园区发展现状和总体评价
近年来，我省园区经济发展迅速，无论生产总值还是税收收入，都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区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状况良好，发展前景乐观。几大园区基本上体现了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对全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辐射和带动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为我省未来园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
1、综合实力逐步提升
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园区在我省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我省积极探索工业发展园区化、园区经济特色化、特色产业规模化的工业发展道路，几大工业园区积极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与东中部地区资金、技术等优势的对接和互补，园区各项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均大大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004年1-7月份，我省四大园区在建工业企业109个，实现工业总产值12.51亿元，同比增长85.89%；实现产品销售收入9.15亿元，增长1.48倍；实现利润总额0.35亿元，增长32.04%；实现税金总额0.29亿元，增长81.55%。其中，甘河工业区实现工业总产值6.66亿元，同比增长97.2%，居四大园区之首，生物产业园、昆仑经济开发区、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实现工业总产值1.39亿元、2.06亿元和2.4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67.1%、59.2%和95.7%。另外，县域各类小型园区也呈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如县级工业小区、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园区等通过规模化集聚、专业化分工、社会化服务和规范化管理，促进了我省分散、初级的乡镇工业结构向生产力布局集中化、土地资源使用集约化、产品结构高附加值化演进以及传统农牧业向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方向转变，实现了部分产业的跳跃式发展，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上来说，我省园区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综合经济实力逐渐跃升。
2、园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加快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园区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建设之初，我省各大园区就致力于积极改善园区基础设施条件，截至2003年底，几大园区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6亿多元，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园区道路、供排水管网、天然气管网、供电线路、通信设施及有线电视、计算机宽带等基础设施，而且配套水平逐步提高，从最初的三通一平增加到五通一平、七通一平，有些发展较好的园区还为企业提供了标准化厂房等生产设施以及功能齐备的商业、文化、体育、卫生等生活设施。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还在着手建设我省第一家中小企业孵化园，该园区占地63亩，建成后可容纳60－70家中小企业入驻，产值可达2－3亿元。中小企业孵化园是发达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现代化的园区经济发展模式，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孵化园的建设为我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创新园区招商引资模式提供了极富潜力的发展途径。可以说，我省的工业园区从无到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不仅为入驻者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也使我省园区的品位不断升高，为进一步向现代化园区格局转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近几年，我省园区在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也起到重要的窗口、示范和带动作用。各园区管委会适时改进招商办法，提高服务质量，找准项目，主动出击，积极组织参加全国各类投资贸易洽谈会和“青洽会”，宣传园区的优惠政策，推荐招商引资项目，积极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来园区开发建设，力争招大商、招强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各大园区围绕“招商、安商、促商、优商”的要求，积极主动转变职能，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思想，不断优化投资软环境，积极制定和落实兑现各项优惠政策，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建立健全各项服务体系，为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西宁高新技术开发区还率先实施了集项目审批、土地规划、财政、工商、税收、银行等为一体的“一条龙服务”体系，实现了“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对外”工作方式的转变。通过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我省各大园区先后吸引了一批高科技企业、大型企业入驻园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2003年9月的第七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上，仅甘河工业区一家就签定了西部矿业百河铝业公司与美国杰德金属公司合作建设10万吨电解铝扩建项目、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策资本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合资进行西部矿业增资扩股、西部矿业百河铝业公司与中策资本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南方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合资进行西部矿业百河铝业公司增资扩股等三个投资额较大的项目。2004年以来，各园区招商引资的成效更是十分显著，截至7月份，几大园区招商签约资金达到26.29亿元，招商实际到位资金6.74亿元。其中，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新批准入驻企业16户，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4亿元，同比增长817%；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批准入驻企业和项目16项，新开工建设项目15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7亿元，同比增长30%；生物科技产业园新批准入驻企业35户，其中生产型工业企业13户、非工业企业22户，生产型企业总投资3.25亿元，现有8个工业项目和4个非工业项目动工建设；甘河工业区入驻企业23家，共实施招商引资项目5项，完成投资4.08亿元。
4、特色产业发展较快
我省各类园区在发展过程中，都比较注意依托我省丰富的水电、盐湖、有色金属、高原动植物等资源，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源加工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省几大园区已初步形成了以盐湖化工，铜、铅、锌、铝等有色金属冶炼，中藏药，新材料，生物工程，高原绿色食品加工等为主体的特色经济框架。其中，昆仑经济开发区依托柴达木盆地丰富的盐湖和油气资源条件确立了盐湖、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建材、高新技术和配套加工制造等六大产业发展方向；甘河工业区则在整合原西部矿业主导产业的基础上确定了冶金、建材、化工三大支柱体系；而生物产业园则主要依托青藏高原独有的动植物资源重点发展生物技术、中藏药、高原绿色食品加工业及高新技术等产业；北川经济带则在依托当地资源和原有工业的基础上，逐渐集聚形成了煤炭开采、火力发电、有色金属、冶金、建材等产业。相对来说，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涉猎比较广泛，他们确立了四大产业发展方向：一是盐湖化工、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深加工产业；二是以高原动植物为主的中藏药、食品、生物化学制品等特色产业；三是生态环保、新材料、信息技术等新型产业；四是流通、金融、房地产等服务产业。应该说，这些园区都为我省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成为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平台。近年来，我省在不断扩大支柱产业的同时，以园区经济的模式加大培育优势产业，使其发挥辐射作用，以此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生产技术水平，园区已成为我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点地区，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省的中藏药产业，近几年来，我省中藏药产业发展较快，而这些企业主要布局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生物科技产业园，目前，这两家园区已有大地药业公司、普兰特医药有限公司、绿色药业等13家医药企业入驻，已形成了一定的集聚优势，成为我国中藏药行业新的生产基地。
5、土地资源管理不断加强，土地政策逐步完善
土地资源的合理有序使用，是园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我省虽然土地广袤，但优良耕地和优良城市用地都极为短缺，因此，合理有序使用土地资源对我省经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我省目前发展起来的几个园区看，占地面积都相对比较适中，并留有一定发展空间，地价也相对较低，发展前景看好。2004年以来，为防止土地资源和投资浪费，我省又积极调整优化园区用地，对几大园区的用地规模进行了调整，将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由原来的28平方公里调减为15.55平方公里，甘河工业区由原来的14.38平方公里调减为10平方公里，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由原来的4.4平方公里调整为12.79平方公里；生物科技产业园由原来的4.03平方公里调整为10.1平方公里。我省在调整土地规模的同时，还启动了市、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编制工作，做到长规划、短安排，将园区用地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从而强化了对园区用地的管理。
在园区经济发展中，为吸引更多的企业到园区来投资置业，增强园区的竞争力，我省积极调整土地政策，一些园区在目前土地出让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工业项目的土地出让价格。同时，改变了原有土地出让单一的模式，针对不同企业、不同项目、不同投资、不同科技含量、不同产出、不同地块，采用一企一策、灵活多样的土地出让办法。目前，我省园区土地市场建设和土地资源管理呈良好的发展态势，园区建设日新月异，速度和效益同步提高，发展后劲增强。
6、逐步形成了园区吸引项目、项目支撑园区的园区经济发展模式
项目是园区发展的载体，缺少项目的园区，规划建设得再好，也难以发挥效应和作用。因此，我省的各大园区在发展过程中都坚持以园区吸引项目、以项目支撑园区、集中建设、规模经营的发展道路，使园区真正成为我省吸引项目和资金的良好载体。近年来，我省园区主要采取两种发展模式，一是顺势引进型，顺势承接国内外技术、资本和产业的转移，实现园区的跨越式发展。如西宁高新技术开发区就是这种模式，利用我省的优势资源，承接了东中部地区一些包装、医药等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的项目。二是自我调整发展型，就是以本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基础进行整合，通过整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如甘河工业区，工业区建设前，在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只有几户中小型企业，且生产经营状况不佳，没有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很大一部分国有资产处于闲置状态。从2000年8月开始，围绕我省具有发展前景的优势产业，园区的开办者西部矿业对内先后收购了原西宁轧钢厂、百河铝业、省第二化肥厂等企业，并相继进行了产品结构改造和企业改制，逐步使原有的企业恢复了生机。对外按照园区主导产业发展的需要收购兼并了内蒙获各琦铜矿、四川呷村银多金属矿等企业，壮大了园区规模，提高了企业和项目的市场竞争力。应该说，无论是顺势引进的项目还是按照产业发展需要对外收购兼并的项目，都给园区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同时，甘河工业园区还利用西部矿业开发铅锌金属矿的优势，吸引了一批省外资金入驻园区从事金属铅锌冶炼，在铅锌金属矿资源分配完之后，园区的发展也没有因此停滞不前，而是以商引商，把产业发展领域从铅锌金属冶炼向铝冶炼、复合肥及轻金属新材料、铅锌深加工产品等领域拓展，既延伸了产业链也拓宽了园区的发展空间，实现了园区的二次创业和产业结构的跃升。通过一系列存量改造、增量引进项目的实施，甘河工业园区很好地实现了我省资源优势和省外资金、技术优势的嫁接，不仅拓展了新的产业领域，而且盘活了原来闲置了多年的存量资产，以量的扩张加快了园区的发展和建设步伐。可以说，甘河工业区的发展之路不仅为我省资源开发业的进一步延伸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为我省园区招商引资提供了一条“项目招商、以商引商”的良好发展模式，因此，无论是对于我省园区经济的发展还是对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都是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7、工业园区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工业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城市化，城市化又是以工业化为依托的，这一点在我省几个园区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体现。一方面，几大园区的建设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积极引导和促进各种要素向园区和城镇聚集，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财力、人力、产业支撑，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和市场繁荣，形成了积聚效应，推进了城市化。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城市化过程，园区建设所进行的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集聚条件，增加的就业岗位以及对相关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使城市建设在更高的层次上加快发展。拿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来说，该园区在建设中既突出了工业主体，又积极坚持多业并举，使得园区不仅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集聚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成为重组区域布局、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开发区周围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南绕城快速路横贯开发区，开发区北面与西宁—兰州高速公路相望，交通十分便利，加上园区本身聚集的人气、财力、产业和安静的环境、开阔是视野，不仅为当地原有农业居民创造了城市的生活和居住条件，而且已经开始吸引很多老城的居民向城外搬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开发区及其周边地区一直属于西宁城市化的边缘区、城乡结合部，城市化进展缓慢，而开发区的建设，带来了开发区及周边地区房地产业的繁荣，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西宁发展最快、吸引居民入驻最多的城市新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宁建设最早的城市新区—城南新区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发展一直比较慢，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园区对城镇化的巨大支撑作用。目前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价一路节节攀升，大大加速了西宁市区向周边的拓展进程，提升了城市品位。而我省的生物园区在聚集了一批医药、食品加工等企业的同时，也集聚了一批企业营销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为了给这些人群提供居住、休闲、娱乐场所，一些房地产商也开始入驻生物园区，目前园区内一幢幢商住楼正在拔地而起，可以预料，不远的将来，生物园区也很有可能成为西宁市新的建成区。另一方面，目前我省一些县域工业小区、乡镇企业小区在一定程度上聚集了县域内的各类产业，改变了以往县乡工业小、散、乱的布局结构，这些小区从产业发展类型讲，一般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安排了为数可观的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并且这些小区一般都毗邻城镇，尤其是县城关镇，因此也为县域城镇化提供了有效支撑。
（三）我省园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我省园区经济已经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与外省区相比，我省园区经济发展还不够快，还未能发挥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应该起到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这些与我省园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分不开的。
1、园区规模不大，对全省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待提高
从数量上看，我省目前已有的四个园区已经囊括了我省的主要产业，应该说，与我省经济发展状况基本上是相匹配的。但从布局角度上看，却存在着规模不大、园区不专的问题，早期形成的工业布局分散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缓解。由于我省工业园区起步较晚，再加上我省投资环境优势不大，几年来，我省的园区虽然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内地发达沿海地区发展较好的一些大的专业园区相比，我省的园区规模还是相对比较小的。目前我省四大园区总产值规模约二十多亿元，而上海仅一个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规划面积就已达到77平方公里，比我省四个园区规划面积之和还要大，产值规模达到312亿元，是我省园区总产值规模的十几倍。不仅如此，我省园区聚集的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也比较少，且分布较为零散，未形成相互配套的规模经济，行业集聚度不高。从国内外园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只有上规模、上档次，园区内企业具有较强的同一性或分工协作关系的工业园区才能够起到规模效应和带动效应，才能吸引投资商前来投资办企业，从而形成产业群。而从我省的情况来看，我省园区的集聚效应除去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略有体现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
我省园区经济的发展滞后使得园区对全省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从经济效益上分析，目前，我省园区工业产值仅占到全省工业总产值的7%左右，实现利润和税收仅为同期全省工业企业总利润和税金总额的2%—3%左右。因此，虽然近年来我省园区工业发展增速较快，但对全省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从社会效应来看，我省园区对服务业等三产和就业的带动作用也不明显，从各地园区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在省外一些地区，一些发展较好的园区已经成为区域性的进出口商贸中心和生产要素配置中心，并且带动了金融、商品流通、房地产、中介机构等三产的发展。一些地区的园区经济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当地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不仅吸引了科技人才来园区创业，吸引了大中专毕业生来园区就业，而且对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从我省来看，由于园区的经济规模比较小，产业集中度不高，无论是就产值而言，还是就税收和提供的就业岗位而言，在区域经济中占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无论是园区在人口、产业、资金等方面的集聚功能还是对地区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都不是很强。而且，我省四大园区在产业选择上一般都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劳动密集性产业相对较少，因此无论是对安置城镇新增劳动力和下岗职工还是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得作用都不是很明显。由于我省的四大园区都占用了数量可观的城市用地或优良耕地，在土地出让、税收减免、基础设施投入甚至是行政级别、管委会人员工资收入等方面都享有不少特殊政策，而取得的成绩与社会各界的期望值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省园区的管理机构也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甚至引发了各界对园区设置及发展方面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2、园区内主导产业不突出，产业关联度较小
好的园区应该是特色明显、区内企业具有较强的同一性或较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的园区，从这一点来讲，园区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规划，在产业选择上一定要突出主业，有所为，有所不为。但从我省园区经济的发展看，不论是在特定的优惠政策背景下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和规划调控方式发展起来的园区或开发区，还是以整合农村工业为目的发展起来的乡镇工业密集区，都缺乏从加强产业组织制度建设的角度编制的科学、合理、富有远见并得到严格执行的规划，多数园区发展处于自生自长阶段，园区内项目的布局缺乏统一规划，布局随意性很强，园区和功能区划分不明显，缺乏物理隔离，造成土地使用的不经济。
同时，由于一些园区在招商引资时对项目不加选择，“来的都是客”，“海纳百川”，因此造成区内主导产业不明显，企业类型多，专业化程度低，产业关联度小，产业布局相对离散。这样虽能使园区在短时期内发展较快，但对其长远发展，尤其是对园区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是极其不利的。如西宁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选择范围就比较宽，既有盐湖化工、石油天然气化工，冶金、医药等产业，同时还包括了生态环保、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在一个10平方公里左右的园区如果真是集中这么多产业，那么园区的特色很难体现，产业集聚功能也很难发挥。可以说，我省园区经济利益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在相对较低层次上进行的，利用园区产业内部各要素的关联、协作获取乘数效应还谈不上。从产业加工度来看，目前，我省园区产业大部分为原材料工业，制造业的比重不是很高，尤其是高加工度的产业较少，园区主要产品档次较低，大部分为初级产品，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较少，同时园区内企业名牌产品数量也很少，在国内还未建立起区域性的品牌，这些都使我省园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这方面，甘河工业园区和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比较明显，无论是产品、装备还是管理等传统特性都比较明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产业加工度偏低、项目规模偏小的问题。其实，按照园区经济发展的有关理论，园区经济并不等于集群经济，园区经济是一种企业集聚性经济，集聚经济的形成并不是企业简单地在地理区域上的集中，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强调经济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联或产业网络，包括以产业价值链分工为主导的企业间竞争、合作互动的关联以及生产要素互享、互补等，并由此产生经济体内部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而这都是目前我省园区经济中最为缺乏的。一般认为，主导产业不明显，产业关联度小的综合性园区只是园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当园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应逐步向专业化园区发展。
3、部分园区配套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服务功能亟待完善
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一个园区能否吸引投资商，应该说，园区的基础设施环境如何是至关重要的。我省开发区大部分是靠几万元、十几万元开办费起家的，然后用出让土地的收入搞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滚动式开发。按照一般的要求，开发区要实现基础设施的“六通一平”或“七通一平”，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另外，在土地开发过程中，还要给农民土地补偿金以及缴纳各种费用等。因此，园区建设需要大量的、长期持久的资金投入，但这又是我省财政难以承受的。据统计，目前，我省四大园区累计投入的建设和征地资金每平方公里不足2000万元，而目前国内搞得比较好的园区每平方公里仅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就在1亿元以上，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正是由于低投入，才造成了我省部分园区配套设施相对落后的局面。这一点，在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开发区成立十几年来，由于缺乏资金，仅建成道路4.38公里、供水管道7.8公里和110千伏输电线路、35千伏变电所，其辐射范围仅为起步区1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建成率仅为6%左右。这种情况在甘河工业区表现得也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园区道路、电网及变电设施、污水处理及排放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欠帐比较多。
无论是吸引外资还是内资，都需要给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除了要提供必备的硬件设施外，同时还必须具备高效、便捷的软环境，园区对投资者的服务应该是全方位、多功能和全过程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越是处于黄金地段的工业园区、招商区，越要有优于他人的政策服务机制和服务意识，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目前，我省园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还普遍存在着园区服务功能不够完善的问题。个别园区在一些招商引资项目落户后，相关部门（单位）不能够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兑现或少兑现当初承诺的优惠条件和措施，致使投资商无所适从，对政府诚信发生质疑。同时，我省园区还未建立起完善的扶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大部分入园企业都处于自生自长状态，来自政府和园区管理部门的创业基金、孵化机构等创业支撑体系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同时，园区现代化物流平台的建设也才刚刚起步，这些服务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了投资商投资信心的不足。据最近统计部门的一次调查显示，目前我省园区企业对政府及有关部门服务方面提出的要求中，希望管理部门提高办事效率的企业占65%，希望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占48%。
4、园区技术水平不高，科技人才不足
目前，我省园区发展中的一个反常现象是，一方面各个园区都把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另一方面各个工业园区高新技术项目少，企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工艺流程的能力较弱，企业自主开发能力不足，产品的科技含量低，懂技术、懂管理、懂外经贸业务的专业人才十分匮乏。从目前发达国家和我国一些地区的情况来看，一些发展比较好的园区都是由政府或开发商与大学共同开发和建设的。如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三角研究区、英国的苏格兰阿伯丁科技园就是由开发商和几所大学共同成立公司进行开发的。园区与科研院所的结合，正是由园区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所决定的。按理说，我省的一些工业园区是有这方面条件的，如西宁高新技术开发区与青海民族学院毗临，而北川经济带辖区内也有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农林科学院等研究院所，但问题是我省一些大中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与各个园区产业发展相互脱节，人文科学、基础科学的设置过多，而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设置较少，既使有设置，专业也与我省资源禀赋及产业发展方向不相适应。有些产业发展急需的学科虽有设置，但学科办学水平不高，师资力量薄弱，老师和学生的质量达不到园区企业的要求。一些园区只好舍近求远从外地引进技术和管理人员，但由于我自然、人文、社会条件的限制以及园区企业薪酬水平的限制，难以吸引企业急需的高层次管理、技术及营销人才。
当前，国家明确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口号，要求工业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之路。新型工业化可以说是一种技术工业化，国内各园区是新型工业化方面的排头兵，如果我们仍然单纯依靠目前的这些低层次的产业来发展园区，那么，今后势必会遇到国内外其它一些园区强有力的冲击，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且今后随着我们园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对园区内的管理水平、人员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解决我省园区产业技术水平低、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
5、招商方式、渠道比较单一，招商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这几年，我省园区的招商引资工作虽然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首先，前期工作做得不深。在招商中，项目是关键，而项目是否对投资商具有足够的吸引力，除了项目本身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招商材料详实完备程度以及项目前期成果的深度，但目前我省储备、推介的招商项目普遍起点较低，缺乏深度，推出的项目往往考虑本地资源多，考虑市场需求少，项目选择上局限性很大，这使得项目的吸引力不大。一些项目招商材料简单、粗疏，在向外推介材料上，千篇一律写着“项目单位”、“项目名称”、“总投资”、“产品年效益”等一些比较简单的内容，对项目前景、设备要求、市场状况、经济效益缺乏详尽的分析，一些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缺乏地勘资料的支持，一些项目尽管有一定吸引力，但配套设施、技术条件还不具备，使得投资者不能对项目有全面了解，缺乏投资信心。其次，招商主体不明确。企业应该是招商的主体，但目前我省企业对招商工作参与得较少，招商工作主要靠政府来进行，有些企业虽然参与了招商，但往往是被动参加的，这就很难避免出现招商成本高、招商效果不佳的问题。第三，我省园区招商渠道相对比较狭窄。目前，我省园区招商渠道还停留在原有的模式上，主要是参加各地举办的招商会、洽谈会以及我省自己举办的“青洽会”，而建立专门网站进行网上招商、品牌招商、配对招商、以商招商等多种形式的招商手段相对匮乏，招商效率不高，招商手段有待创新。
6、依赖优惠政策，自我发展能力较弱
在我省各大园区开办之初，均实行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下表所列的是几个比较典型的园区目前在招商引资中的一些优惠政策）。同时，在具体的操作中，园区还会针对不同的企业和项目给出更加优惠的政策。毋庸质疑，这几年我省园区经济的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成效与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优惠政策的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园区的发展一直依赖于优惠政策，那么，长远来看，成本是很难承受的，而且也无法实现设立园区的初衷。实际上，我国加入WTO后，政策均等或普惠的趋势增强，特殊的优惠政策将逐渐淡化，园区开发与建设如仍寄希望于政府给予过多的优惠政策，不仅会使本地企业与外来投资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的状态，而且会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而如果优惠政策到期后，外来投资企业撤出或改设新企业，将造成园区开发投资行为短期化，影响园区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在园区的发展中，优惠政策的边际效率递减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在园区发展度过创业阶段后，就要适时考虑把政策的核心从优惠政策上转移到高水平的完善产业聚集条件和产业服务支撑上，也就是说，对一些成本较高的优惠政策取消或者减少，并把因此而带来的成本减少和提高的收益用在园区软硬环境的改善上。具体来说，就是在不断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完善法规建设、服务体系建设和市场建设，全面提升园区的服务层次，提高各项服务质量，为外商兴办实业提供良好的生产环境和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吸引企业向园区集中，发挥园区在政策、环境、管理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整体优势和功能。而我省的几大园区从发展阶段上讲，已经度过创业阶段，处于发展中期，因此，有必要对优惠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或规范。
表：我省部分园区发展中主要采取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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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
税收 |
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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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高新技术开发区 |
1、外资企业自生产之日两年起，由开发区财政按年度企业实际上缴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100%，作为开发区财政扶持基金，用于扶持企业发展。自生产之日起，11年免征地方所得税，
2、5年内免征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契税、教育费附加和城市维护建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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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土地出让上，针对不同企业、不同项目、不同投资、不同规模、不同产出，采取一企一策，有基准地价、成本价、优惠价、零地价等灵活多样的土地出让办法
2、地价
工业：6万
商业：18万起拍，高至40万
房地产：25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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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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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价
工业：6万（50年）
商业：10万（70年）
2、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全免
3、投资数额大、科技含量高、拉动作用强的，还可给进一步优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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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甘河工业区 |
1、外资企业自生产之日两年起，由地方财政按年度企业实际上缴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100%，作为地方财政扶持基金，由于扶持企业发展。自生产之日起，11年免征地方所得税，
2、5年内免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
1、土地出让金实行先征后返；2、投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
7、传统的开发模式和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创新
目前，我省的园区开发仍是由政府主导，政府专门设立园区管委会等机构，参与从规划、征用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到招商、管理等全过程，西宁高新技术开发区、生物产业园和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目前都是这种模式。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园区开发模式，目前在中、东部地区已很少采用。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既是园区的创立者，也是经营者、建设者和管理者，从国内的发展经验看，这种模式容易带来政府职能不清、开发成本高、园区运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事是政府不适合管的，也管不好的。省外成功的园区一般是由政府创办的，但创办之后园区的开发建设甚至招商一般都由企业来运作，政府只负责规划和管理工作，实现了政企分开，这种管理模式一般效率较高，政府承担的经济成本和经济风险也比较低。我省有一个特例，就是甘河工业区，它是由企业和政府共同组建管委会，这种管理模式从理论上来讲是比较先进的，但问题是园区的主管者只是湟中县政府，从资金投入能力上来看，湟中县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投入资金进行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从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来看，很多事情县级政府也很难直接与省上有关部门衔接协调，所谓“小马拉不动大车”。因此，目前甘河园区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园区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该园区已经成为我省基础设施建设最为落后的一个园区。因此，对我省而言，园区管理建设机制迫切需要向“政府扶持、市场机制、企业运作、市场开发”转变。
公司化管理已经是园区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园区经济发展初期，往往需要政府具备比较强的管理能力，综合协调各方面关系，推动园区建设与发展，并为园区企业创新提供外部变量。而当园区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就不应再对园区实行直接管理，而应实现公司化管理，政府则根据经济发展的全局需要，制定园区发展的有关政策，创新园区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保护企业产权和资源，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等，政府逐步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目前，内地一些较为成功的园区，都在逐步改变政府主导模式，引入公司制开发模式，积极建立政府推动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运作机制，引来投资者对园区进行总开发，由开发企业将土地生产力、设施使用率以及地产的租赁和销售作为业务，以投资土地开发和设施建设并通过其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来获得收入，使政府降低投资风险，转移投资成本，并由此获得税收收入。
此外，我省部分园区的环境保护问题也不容忽视。如甘河滩工业园，主要以铝锭、水泥、锌锭、硫酸、化肥、硼酸等产品为主，区内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但由于园区经济实力较弱，区内的企业大多为低值低效企业，对污染治理的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加之园区主管部门—湟中县政府财政拮据，在污染物集中排放、集中治理方面没有投入能力，因此，对园区内部及外部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甘河滩工业园位于城市周围，离湟中县城只有6公里，离西宁市35公里，且毗邻湟水，因此，该区的污染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三、发展园区经济的政策措施
当前，我省经济正在处于一个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型的关键时期，我省工业进程也将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要求加速推进。今后几年，我省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会越来越大、范围会越来越广、任务会越来越重，而结合我省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大力发展具有本省特色的园区经济，始终保持园区经济对全省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有力推动作用，应该是我省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的重要举措。
（一）搞好经济园区建设与发展规划，明确园区经济发展的功能和区域定位
根据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按照结构调整、生产力布局、重点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对全省各经济区域内的园区经济发展进行总体规划，通盘考虑全省各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资源基础、产业特点、区域特点、基础条件、社会人文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短期、中期、长期相结合，做好经济园区建设与发展的规划。强化规划对园区建设和发展的指导作用，以规划的形式明确全省园区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及各园区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功能定位，并根据全省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的变化及时调整和优化园区经济发展的规划，使全省园区的建设和园区经济的发展能够始终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步伐以及全省产业重点的变化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保持一致，并坚持适度超前的原则，使经济园区在产业选择、布局、生产技术水平等方面成为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新产业发展、先进生产力规模化的示范试验区，成为我省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支撑点。通过规划，突出园区特色，在产业发展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集约使用，促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总的来说，今后我省经济园区的规划、布局、建设和发展应坚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龙头带动”的原则，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资源集中区域为依托，规划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园区
盐湖、煤炭、油气、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加工、利用已成为我省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加工利用深度的不断提高，特色矿产资源采掘加工和转化利用在我省工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断加强。我省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海西、海北两地，由于两地区域面积大（总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一半），多数企业大都依托资源开采矿点布局，企业分散，一方面使企业生产经营难度加大、成本升高；另一方面造成电、路、供水等配套设施不能集中利用，基础设施的配套成本高且利用率不高，无论是铁路部门、电力部门还是企业均难以负担。因此，有必要在资源密集区域规划发展集中或相对集中的资源开发利用工业园区。一是有利于电、路、供水等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提高铁路电网等的利用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二是有利于资源部门对矿产资源的统一管理，检查、监督各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督促其提高资源加工综合利用水平，杜绝浪费资源、只占不采等现象的发生。三是各种类型的资源开发利用企业集中或是相对集中有利于我省盐湖、有色金属、油、气、煤炭等各类资源的横向联合开发，整体提升我省资源加工利用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四是有利于形成相对统一稳定的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市场，使资源富集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权在各企业之间合理流动，提高矿产资源和开发企业资金、技术等要素的优化配制水平。
资源开发利用工业园区建设地点应靠近资源密集区，靠近已有的铁路、公路干线，在努力办好已有园区的同时，积极规划建设新园区。一是依托西部地区格尔木、德令哈两个中心城市，充分利用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及比较健全的社会服务功能，规划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园区。格尔木市要着力提高现有的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入驻量和开工率，使其在三至五年内成为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龙头。德令哈可考虑依托青海碱业纯碱项目和投资集团公司碳酸锶等项目的实施，规划建设盐化工工业园，形成纯碱、烧碱、碳酸锶等盐化工产业的集聚优势，使这个园区成为“东碱西移”的重要基地。二是结合格尔木－柳园铁路和青－新线两条干线铁路的建设，以两条铁路为依托，把柴达木盆地西部的东西台吉乃尔湖、涩北气田、乌图美仁、鱼卡、马海湖、大柴旦等资源集中点、开发点和重要工矿集中区串联起来，沿铁路线规划建设以盐湖、油气资源加工利用为主的工业园区。三是在海西、海北交界的煤炭等资源密集区域，结合天峻－木里支线铁路的建设，建设以煤炭开采、加工转化、下游产业发展为主的工业园区，远期可将该园区发展成为煤炭开采、加工利用、火力发电为主的我省又一能源基地，整体优化我省能源生产及电网分布结构，为青海西部工业的大发展提供能源支撑。四是可配合青藏铁路的开通运营，根据西藏资源禀赋和开发情况，在青藏铁路沿线的格尔木或德令哈地区规划建设西藏特色资源开发利用专业园区，加工利用西藏矿产及动植物资源，形成资源加工工业发展新的支撑点。五是对海西、海北其它资源集中和开发企业较集中的区域，引入工业园区的管理方式，实行地域上分散但政策上统一、管理上集中的园区发展模式，建立“形散而神不散”的新型工业园区，统一规划、统筹安排资源开发区域的公路、铁路、厂区道路、供电、供水设施的建设，降低各企业的投资成本，提高企业综合效益及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由于资源开发利用产业是我省工业发展的重点，对特色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关系到我省工业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资源开发利用园区的建设可在特定的区域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对资源集中区实行统一的政策，并可适当提高园区的管理权限和级别，由省级部门整合资源统一招商，对区域内的资源开采企业实行统一政策，避免因地区间的竞争和政策不一致而影响到资源开采效率和收益。资源开发利用园区的招商引资应坚持“大而强、少而精”的原则，重点以已有一定产业支撑、具有一定规模、具有雄厚技术和资金实力的大型能源化工等专业型企业集团为主，这样一方面便于政府部门在园区环境保护、资源开采等方面进行统一的管理，另一方面避免一些并不具有开发实力的小型企业和私营企业入驻，造成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破坏。
在规划好资源开发大园区建设的同时，还可实行一区分园的建设模式，在园区内靠近中心城市，信息、技术基本条件较好的地区（主要是格尔木）建设以资源开发利用转化和高新技术应用为主的科技创业园。科技园招商重点应放在国内外著名的科研机构，有实力的大专院校、大型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部门等。资源开发利用科技园的功能定位应根据我省的资源禀赋特点，以锂金属产品、锂离子电池、镁合金等新型轻金属材料开发、盐湖化工新技术新工艺开发、石油、天然气、煤炭转化利用等新技术开发为主，使科技园成为我省资源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开发的主要科研基地和新技术支撑点，以及新技术、新工艺产业化应用的实验区及技术孵化器，为资源开发利用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同时，在科技园内辅以发展小型产业化的工业企业，并配套发展一批具有科技成果孵化功能的中介投资公司，从多方面创造条件，将小型产业化成功的新技术项目向资源开发大园区转移。
2、结合中心城市的扩市提位，积极发展都市型功能园区
我省主要城市只有西宁和格尔木两个，其中省会城市西宁已成为辐射青藏两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随着青藏铁路的建成运营，其发展势头会很快，到“十一五”末有可能发展成为市区人口超过150万的大型都市，加之西宁周边地区是我省最发达地区，产业支撑强，人口、资金、技术等聚集效应明显，教育科技发达，服务设施齐全，基础设施条件好。因此，结合西宁市的城区扩展和经济发展，规划建设服务型、环保型、就业型、科技型的小型功能园区不但条件成熟，而且应该成为西宁市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就业容量、促进城市经济实现良性发展、快速提高城市品位的有效途径。
都市功能型园区可依托大都市独有的信息流、人才流、现代物流、资金流等资源，以产品设计、技术开发，小型、轻型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支撑，能够在市区区域中形成与城市功能、城市人居环境相协调的有就业、有税收、有环保、有形象、有技术的现代绿色工业。都市功能园区的建设还可与西宁市纺织、印刷、服装制造等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的改造、改制结合起来，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4050工程结合起来，与社区服务和物流业发展结合起来，为大力发展城市技术型、劳动密集型、环保型、服务型的中小企业提供软、硬件方面的平台，从而促进西宁市经济结构的整体优化和提升。
都市园区的建设地点可结合城市新区的拓展和旧区的改造。首先要从总体上优化城市发展的空间功能布局，在一些新区建设中要适当预留城市绿色产业、教育、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轻型加工业发展的空间，为城市产业的集聚和发展创造条件。城市轻型工业小区的建设还可充分利用许多目前已经破产、倒闭的市属或各区属的国有及集体制纺织、服装加工、印刷等小型企业的旧厂房。这样一方面可使原来有良好基础条件的“七通一平”厂区得到充分利用，使一些无力自建厂房的小规模企业和私营小企业节约投资成本，同时又可使一部份经营困难、厂房资产利用率不够、生产停顿或半停顿的集体制小企业转变经营机制，以厂房等固定资产入股合资，通过各种合资方式吸引一些外地中小企业主到西宁办厂。老企业职工还可从自己办企业转型为当“房东”进行专业化的厂房出租。
都市型园区的产业选择和招商引资应突出以下几个重点：一是技术型。以产品设计、高新技术产业等知识产权型产品开发、特色生物技术和农业技术开发、小型电子产品和信息产品生产为主导产业，技术型的小区可依托我省高校、在宁的国家及省级科研设计单位、大型企业集团的技术中心或研发部门来发展，逐步发展成为我省的科技创业园区，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技术“引擎”。二是就业型。主要是投资少,生产设备简单，技术要求不高、产品体积重量小、易于运输，但需要较高程度劳动技能的“精耕细作”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加工、鞋帽制造、广告印刷和包装、首饰等工艺品加工、旅游品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其就业人员应以城区的社区居民为主，企业应以私营中小企业为主，可吸引江、浙一带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主来宁创业。就业型工业小区的发展将对转化吸收城市发展和结构调整中产生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起到巨大作用。三是服务型。以现代物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依托，吸引市场中介服务、旅游、物流配送中心、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在一定区域内聚集、形成我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都市型园区可以采用分散的园区模式，也可以采用大园区园中园模式。
3、结合城镇化，发展各具特色的城镇支撑园区
工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低是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我省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难度大、城镇化水平低的一个根本原因，今后县域经济发展主要突破口应放在发展农畜产品加工和小型矿产资源开发方面，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因此，结合乡镇企业的发展，建设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小型园区不失为推进小城镇建设的一条捷径。
县域特色小型园区的发展要以现有的乡镇小企业为依托，主要的政策目标应定位在促进和鼓励具有各县地方特色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集聚优势，从而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加快推进我省的城镇化进程。特色县域园区发展的重点地区，应放在东部地区经济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县，民族地区经济实力较弱的县也可以走与相邻的两县或几县联办、合办的路子，发展规模适当的畜产品加工、民族用品加工等小园区。
县域特色园区在规划建设方式应因地制宜。第一种是传统的园区建设方式，即划定具体范围，统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这种建设方式要征用大量土地，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投资，因此，除了实力强、土地容量大的个别经济大县外，不宜采取这种方式。第二种是形式上分散、管理上统一的建设方式，即在园区区域范围的划定上不必突出具体区域范围，而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条件和乡镇企业的生产设施，以统一的政策条件和市场引导手段对县域内重点特色产品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及原料生产实行形式上分散政策上集中的园区式管理。也就是省去硬件建设，重点突出软件建设，用发展园区经济的理念和手段来重新整合各县现有的县域特色工业生产要素。这样既可省去大量的土地占用和基础设施配套费用以及企业搬迁费用，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生产设施和土地资源，又可避免园区建设占用大量的农用土地，我省大部分县适合采用此种方式发展特色小园区。
特色县域园区的产业选择应充分依托当地的地域资源、农牧业资源和民族、人文等特色条件，每个县应以一至两种重点产品为依托，以该产品的产业关联为主线，发展特色园区。比如，循化县可以围绕循化辣椒，发展集辣椒生产加工一体的小园区；互助县可以围绕青稞酒的生产，发展形成原料种植、加工、酿酒、印刷、包装产业链的集聚；湟中县可以围绕旅游产品、民族宗教用品发展小商品、工艺品加工的小园区；青南等地的民族地区，可以围绕自己的地域和民族人文特点，发展民族用品、旅游纪念品等小型劳动密集型的手工加工园区。
4、结合农牧业产业化，建设发展农畜产品加工利用专业园区
我省农牧业生产结构经过十几年的不断调整优化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油、豆、薯、菜、花、药为主的特色种植业和皮、毛、肉、绒为主的特色畜牧业。但总体来看，目前特色农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不高、产业链短，大部份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增加值不高，还没有形成具有本省特点的特色加工产品，几乎没有较有影响力的品牌。这一方面造成广大农牧民目前只能出售最初级的农牧业产品，农牧业结构调整对农牧民增收的贡献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又使农牧区非农经济发展没有有效的产业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有效渠道、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受到很大影响。因此，适应农村牧区非农经济发展、农牧业工业化、农村牧区城镇化的需要，在农牧业结构调整成果显著、生产要素集中的区域规划建设农畜产品加工利用专业园区非常有必要，其发展壮大的市场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农畜产品加工利用专业园区应在“十一五”初建成并初具规模，在“十一五”前期发展壮大，从而成为“十一五”期间我省农牧区非农经济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化的主要增长点和拉动点。专业园区建设地点应在东部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农业大县（民和或乐都较合适）。一是从产业布局上来看，东部地区是我省今后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该地区农业生产水平较高，设施农牧业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农区畜牧业在农业增加值中已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农牧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高，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有充足的原料支撑和市场化基础，发展农畜产品加工利用园区的产业支撑较强。二是从基础条件来看，这里地处兰州、西宁两个省会城市之间，交通便利，在兰青铁路、兰青高速公路沿线，还有数条国道通过，有利于产品的快速流通。而且地处湟水谷地，取水、用水方便，电力设施齐全。同时，农村水、电、路等基础条件也有一定的基础，有利于农畜产品的快速运输集中，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东部农业区建设主园区的基础上，通过滚动发展，还可在我省畜牧业发达的海北青藏铁路沿线规划建设“公司＋基地”、“工厂＋牧户”形式的畜产品加工利用园区，专业加工肉、毛、皮、骨髓等畜产品，其产品基地可覆盖海南、海北、黄南等主要的牧业区以及青南地区。同时，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运营，使大量畜产品的低价转运成为可能，还可考虑使畜产品加工园区的原料线延伸至西藏部份地区，使该园区成为辐射青、藏两省的农畜产品加工中心。
农畜产品加工利用专业园区在入园企业的招商重点应突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省现有的农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企业改制、兼并、资产重组等市场手段对现有企业采取厂房、土地置换等形式搬迁到工业园区。二是落实优惠政策，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引进一批具有知名品牌的企业集团在园区内建设生产基地。尤其应注意外地知名品牌企业的无形资产与我省现有生产企业有形资产的嫁接，利用已经成熟的品牌提升我省的农畜产品生产能力，扩大市场份额。三是以促进本地民营经济发展为主，吸引一些有实力的农村能人，种植、饲养贩运大户，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及科研人员，农经协会、农业经济人等到园区开办中小型农畜产品加工及为大型加工企业配套服务的小企业，使园区成为我省广大农牧民自主发展非农经济的创业园。
农畜产品加工利用专业园区的产品要突出青藏高原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食品特点，打出青藏高原的“无公害、绿色”品牌，主要依托青藏高原特有的菜、药、薯、豆、油和肉、骨、毛、皮、绒、奶等系列产品。产品的市场导向应以食品、衣着等其它日用品为主，以保健品、医疗品等为辅，这样有利于依托外地企业的知名品牌迅速扩展市场份额。
5、结合农牧业现代化，发展高效农牧业生产示范园区
我省农牧业从业人员较多，农牧业自然条件和环境不佳，全省人均占有的农牧业资源水平低。因此，按照现代园区经济发展理念，规划建设以农牧业先进适用技术应用、良种繁育为主的现代高效农牧业生产示范园区，对于整体提高我省的农牧业生产效率，提高农牧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经济附加值，加快农牧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精细化进程，有积极的带动和促进作用。现代高效农牧业生产示范园区应成为我省农牧业现代化的试点地区和农牧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应用的孵化器。
现代高效农牧业生产示范园区可选择农牧业生产自然条件较好、交通方便、农牧业人口集中、靠近城镇的地区建设，就全省来讲，大的区域应集中在湟水谷地、黄河谷地及环青海湖地区。可以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沿湟水谷地和黄河谷地发展特色种植园区，沿环青海湖草原条件好、靠近公路的地区发展高原生态型无污染特色畜牧业园区。
现代高效农牧业示范园区在建设与管理上应按照工业企业管理的理念来管理农牧业生产，使当地农牧民以“产业工人”的身份从事农牧业生产，实现以下几个“统一”。一是应紧密结合农牧业产业化和农畜产品深加工，在园区内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地、草场等自然条件以及灌溉等基础条件，统一规划布局农业种植及畜牧业的品种和发展规模，这样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促进先进技术的快速推广。二是各园区应成立统一的销售、技术服务、生产资料购进等服务机构，对农牧业生产实行统一的市场引导，统一的技术标准及技术服务，这样有利于提高农牧业生产的市场化和专业化水平，同时可大幅度降低农牧业生产的成本，同时，也有利于标准、绿色、有机农牧业的发展和相应防疫检测体系的建立。三是统一管理和建设农牧业生产的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有利于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优化配置，节约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
现代高效农牧业示范园区经营主体选择和招商引资重点应以农业经济人、种植、养殖大户、农经协会为骨干。同时，引进省外知名的食品加工大型企业集团，以各种形式与其联办。一是鼓励大型的食品加工企业集团对高效农牧业示范园区实行总承包式经营。二是采取企业集团和当地农牧民合股建设的模式。总之，与大型企业集团联办园区，可以推行“以大带小、以销定产”的生产方式，把特色园区发展成为大型企业集团的原料生产基地，形成稳定的产品销售渠道，使我省农牧业生产直接融入国际、国内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大市场中，提高我省农牧业生产对市场变化的反应灵敏度和适应能力。
在从全省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上明确园区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每个园区内部建设发展的规划，提高园区内部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强化规划对每个园区建设发展的指导作用。一是每个园区的建设发展都应以规划入手，以规划为园区发展的总蓝图，来明确本园区的发展战略和功能定位。同时，政府部门要以制定、审批、控制规划执行为主要手段来间接地指导园区发展，突出规划的权威性。二是一些大型综合性园区要逐步细化园区建设总体规划，主要是明确综合性园区内部的区域功能定位，科学划分园区内部工业区、商务区、服务区、行政区、生活区等主要功能区，优化园区内部的物流、人流和资金流，并按不同的要求和标准进行水、电、路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园区管理部门以监督和控制规划执行来协调综合园区的发展，使园区内部所有投资、管理、生产、服务活动符合园区总体规划的要求。三是搞好一些专业性园区的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专业性园区发展的主要支撑产业、相关配套产业，以及与主要支撑产业相适应的产品销售、技术研发等服务体系，并对符合本园区产业发展规划的入园企业给予特殊优惠的政策，从多方面保证专业性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得到很好执行，加速特色产业集聚的形成。
（二）引入市场机制，创新经济园区管理运作模式
目前我省的经济园区从规划－建设－管理大部分以政府主导为主，以政府成立的开发区或经济园区“管委会”为园区规划建设管理的运作主体。结合外地园区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随着园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园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园区内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产业集聚的具体特点，各类园区规划、建设、管理的模式也多种多样，由初期政府主导的行政管理模式逐步向其它模式转变。总趋势是行政机制逐步淡出，市场机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管理越来越宏观，企业化运作的范围越来越广。与沿海地区相比，我省园区经济还在起步阶段，因此，无论是已建成或将建的经济园区，根据其不同的规模、地域、产业集聚、经济成份等特点实行多样化的规划、建设、发展管理模式，创新运作机制是实现我省园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机制和制度保证。根据我省经济园区发展的具体特点，今后我省经济园区规划建设发展应按以下思路创新运作模式，理顺管理机制。
1、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适合于我省较大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如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下一步发展的涉及盐湖、煤炭、铁矿等重要战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全省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大型园区，以及其它一些规模大、区域大、企业无力运作的园区。另外，一些跨行政区域的大型园区也宜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便于政府部门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进行资源整合，提高投资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土地、资金、资源、环境等重要生产要素的整合，有利于保护矿产、土地等重要资源，使园区的发展符合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的需要，实现全省经济发展宏观效应与园区经济微观效益的统一。
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总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园区规划建设的初期，由政府进行园区规划前期投入，统一规划园区各个功能区，统一进行园区土地开发和转让，再以土地出让金为主要资金来源统一建设园区基础设施。这样有利于政府依靠总体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和行为，以有限的资金集中力量进行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对外招商引资的各种要求，实现土地、资金等资源的有效整合。同时也有助于从全省的区域经济发展生产力布局的高度确定园区的主导产业定位，使园区建设真正成为全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引擎”。
第二阶段，随着园区基础条件的逐步完善和入驻企业的增多，产业集聚的规模初步形成，政府的行政管理应逐步退出，使园区的日常管理向市场化过渡。可成立专业化的建设、绿化、供水、供暖、污染治理以及其它物业管理服务公司，为入园企业提供服务，逐步减少以至最后停止政府资金的投入，推动园区逐步走上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良性发展道路。政府可继续通过优惠政策制定，产业政策定位，土地、矿产资源的调控、环境管理等宏观手段保证园区发展总体规划的实现。
2、主承包商总体开发下的“以大带小”模式
由于我省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园区建设规划投资的能力有限，因此，我省的有色金属、能源、农畜产品加工、现代特色农牧业等专业性园区，还有一些大的城镇支撑性小园区特别适合采用主承包商总体开发下的“以大带小”模式。采用这种模式，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地方政府的投资负担，更易于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引进社会资金来发展园区经济，从省外情况来看，采用这种模式开发建设的园区已非常多，其中不少运作得非常成功。
主承包商总体开发下的“以大带小”模式是指在园区规划建设初期就以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引入一家有实力的大型企业进行园区规划建设的“总承包”，实现园区从初期规划—建设—招商引资—日常管理的完全市场化。建设初期，由承包企业从政府手中取得园区所有土地开发权的基础上，进行园区的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之后，由承包企业为主进行园区内土地资源的开发和二次转让，对入园企业的进行选择，统一运作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审定、筛选和批准其它的企业或机构入园，并为各入园企业提供日常管理和服务，从中获取适当利润。这种运做模式成败的关键在于选择适宜的主承包商也就是说，选择一个与园区产业和功能定位相适应，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管理能力，在主业领域已经形成一定的品牌优势和知名度的大型企业集团。如国内外知名的大型食品加工集团可承包农畜产品加工专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大型医药、纺织集团可承包生物资源利用、服装加工等专业园区；综合型大学和国家级的大型科研单位可承包科技创业园区的建设；有一定实力的县属骨干企业可承包县域特色园区的建设。
对园区而言，采取大型企业集团主体开发下的“以小带大”模式，在园区的规划、建设、管理上可体现出诸多优势。一是在园区产业发展方面有利于充分利用大型企业已有的技术、品牌优势和融资渠道，形成与其主体产业上下游相配套的产业链接，实现中小型配套企业和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集聚和生产力整合。二是在行政管理方面，政府部门只需一次性给予主承包商一定的优惠政策，一次性审批其总体规划，通过监督其政策和规划的执行情况实行间接管理，不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因此可减少政策部门的经济负担和管理成本。三是在园区规划建设方面，可大大降低园区发展的宣传、招商引资、融资等方面的成本。四是在园区经营方面，承包商可根据园区发展的产业特点，投资建设标准化的厂房等固定设施进行出租和转让，还可以资金和设施与入园企业合作建设项目，为园区企业提供商务、金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收费咨询服务、充当企业经纪人。总的说来，企业在园区主导产业的发展，上下游产业的配置，园区发展的管理以及园区开发建设运营、招商引资等方面比政府部门更“专业”，成本更低，因而效率也更高。但这种模型也有一个缺陷，就是主承包商与各级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能力不如行政性的园区管理机构，因此，对于这种模式，政府部门还需“扶上马，送一程”，做好相关的协调服务工作。
3、多方合作的“开发公司”模式
多方合作的“开发公司”模式，是指由多个主要的入园企业或由入园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多方合资组成股份制的园区建设开发公司，由园区建设开发公司进行园区的前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管理和服务。政府可通过项目审批、政策优惠、前期费用投入、土地优惠转让等措施给予开发公司的初期运作多方面的支持，扶持其以初期资本金为基础通过土地转让、收取服务费等方式进行滚动发展。
我省一些都市型功能园区、科技创业园区、特色资源加工利用园区、现代农牧业示范园区，还有一些以私营经济为主的小型、轻型加工园区等均适宜采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我省搞活招商引资机制，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尤其是吸收民营资本、促进民营园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这种多方合作的“开发公司”运作模式的主要优势，一是政府一方面可通过对开发公司的政策、法规监督和规划审批、产业政策实现对园区的间接宏观管理，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土地折价入股、前期资金投入等方式成为开发公司股东，进入公司决策机构，参与园区的日常管理，提高政府管理的灵活性。二是由于“开发公司”由主要的入园企业合资组建，可以紧密协调入展企业发展和园区建设的关系，开发公司为了自己企业的发展和获利，会不断改进管理，提高服务水平，进而推动园区发展，成功实现园区和入园企业利益的结合和统一。
4、进一步理顺经济园区管理体制
在引入市场机制、创新运作方式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理顺园区现有的管理体制，使所有经济园区无论是外部管理体制还是内部具体管理制度上都要适应园区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要求，适应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要求。
一是对于综合性的国家级、省级大型园区，应成立由省级直管、具有相应权限的专门管理机关来管理，这样便于协调园区与省级各个部门以及与所在地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已批准生效的园区发展总体规划和各种优惠政策得到很好的执行。
二是对于跨行政区域的专业性园区，如海北、海西交界的煤炭、能源工业园区，海南、海北交界的现代畜牧业示范园区等，建议在园区规划区域内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成立专门的管理公司或管理机构来管理，相关的地方政府配合好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这样便于协调相邻地方之间的利益，避免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同时，可以最大限度的整合资源，从行业的角度加强指导，保护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督促投资者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和技术含量。
三是对一些无园区之名，但从产业集聚条件来看都有园区之实的产业集聚区，有必要引入园区管理机制。如西宁的北川经济带、海西察尔汗盐湖、木里矿区、海北的江仓矿区、热水矿区等，对这类“形散而神不散”的园区应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负责园区规划的制定及监督实施，园区基础设施的协调、组织，园区土地征用管理，招商引资政策的制定等等。对这类园区，管理机构规划要小，但规格（行政级别）可以稍高一些，对一些跨地区的园区管理机构应由涉及地区的上一级政府部门主管，而收益则由所涉及地区分成。这样有利于政府对产业集聚区实行统一管理，有利于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对于一些小规模的轻型加工园区、科技创业园、城镇支撑性园区以及其它一些民营经济为主的特色园区，则可以完全等同于一个一般企业，采用一般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即可。还可以由行业协会或企业协会自行管理，政府部门不宜再采取专门的管理方式。
五是对于一些产业集中度很高，以一个或两个为大型企业集团为主，且产业结构较单一，专业性突出的园区（如目前已形成规模的“甘河滩”工业园，其主体产业以有色冶金为主，且区内以西部矿业公司为主），可在管理上采用“以大带小”模式，完全委托区内主要的大型企业集团来实施具体管理，政府可通过批准规划来对园区发展实施间接调控和控制。当然，为了便于和政府部门的沟通以及项目、资金的申请，对这类园区也可以成立由政府部门和企业共同组成的管委会，企业主内，政府部门主外。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甘河工业园区采用的就是这种管理体制，但目前甘河工业园区管委会隶属于湟中县，这就造成了管委会与省级有关部门协调沟通的难度较大，项目和资金申请的渠道也不畅，财政资金对园区投入也不足，因此建议该园区由西宁市直接管理，或者借鉴生物园区的管理模式，由省级综合部门管理。
（三）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园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园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由于我省各级财政投入能力不足，园区基
